十年了，我居然在台灣的書店裡，再次看見《大路》。
那不是一種單純的「再版上市」的感覺，而更像是在歷史的廢墟中，重新拾回一件失而復得的證物。書的重量明顯變了，不只是因為篇幅增加，而是因為時間本身的份量，已經壓在它身上。
這一次，我無法只把它當作一本書來讀。
因為《大路》不只是記錄了「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它自己，也完整經歷了一場出版業所面對過的——高速而殘酷的時代碾壓。
一、在高速中國裡，選擇慢下來的人
「『高速』一詞，完全可以用來形容這個『日新月異』的中國。」（P15）
張贊波在《大路》開篇寫下這句話時，特意為「日新月異」加上引號。那是一個極其冷靜、也極其危險的標記，因為它提醒讀者：
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進步敘事，本身，可能正是問題所在。
二○○九年，湖南一條綿延近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動工。當整個國家都在向前狂奔時，原本是紀錄片工作者的張贊波，選擇逆流而行。他從北京趕赴湖南偏遠山村，以化名方式，孤身潛伏工地三年多，與民工、包商、工程人員、基層官員與當地村民共同生活，近距離觀察權力、資本與生命如何在現代化工程中交錯、摩擦、耗損，最終寫下這本書。
「我不但是一個見證者，也是一個親歷者。我由衷感激老天安排我遇見他們，從而得以在這條朝天的大路上，讓我的時光和他們的時光短暫重疊。」（張贊波）
隨著這條大路從無到有，各種現代化敘事背後的陰影也逐一浮現：野蠻迫遷、工安事故、討薪抗爭、偷工減料、官商勾結，甚至黑幫介入的血腥械鬥。山河被切割，歷史被掩埋，文化被碾平。當宏大的工程奇觀最終完工，留下的卻是一則怪誕而慘烈的時代寓言。
今天，中國高速公路總里程早已突破十九萬公里，成為全球第一。「基建狂魔」的名號響亮無比，但《大路》所揭示的祕密與真相，至今仍讓人觸目驚心。
二、「日新月異」為何要加上引號？
「『高速』一詞，完全可以用來形容這個『日新月異』的中國。」（P15）
這句話，可以說是《大路》的畫龍點睛之筆。尤其耐人尋味的，是「日新月異」四個字被刻意加上了引號。中國的快速變化確實有目共睹，但張贊波提醒我們：這種「日新月異」，究竟意味著什麼？
在他長期貼近底層的觀察中，一個令人不安的現象反覆浮現——
高速發展，並未帶來文明的同步提升，反而積累了巨大的社會暴戾與冷漠。
「底層民眾身上隱藏著不自知的暴戾，讓我不寒而慄。對暴力的無動於衷，在我所生活的底層集體表現得非常突出。事實上，這也是當代中國人的特質。」（P44）
那是一種長年經過革命、批鬥與政治運動浸泡後的，一種把暴力視為「可以理解」的集體心理。
「一個年輕的施工員說：『哪有政權不殺人的，統治者為了維護他的統治權力而殺人，這個完全可以理解嘛。』」（P44）
按照張贊波的觀察，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並沒有使得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提高；相反地，以經濟為目標的冷漠和殘酷，整個國家對於道德和倫理的忽視，以及當權者對人權意識的刻意打壓，使得社會的穩定性，以及人民對社會的未來展望，並不那麼令人安心。
經濟成長沒有帶來安全感，反而讓中產階級用腳投票，設法離開；而底層勞動者，依舊被視為可被替換的成本單位。
作者在書中提到的一段問答：「我問過項目部的施工員，為什麼還要採用這種原始的人工挖樁？施工員笑了笑說：『僅僅是出於成本的考量，你知道的，中國的勞動力非常廉價，僱請他們遠遠比租用機械便宜。』」（P88-89）
這固然是一個日新月異的社會，但有一點並沒有太大的改變──這仍舊是「人比機械還便宜」的社會。這樣的中國，有多少人看到了呢？
這仍然是一個——人比機械還便宜的社會。
三、沙漏：高速時代最殘酷的隱喻
2011年11月27日，一輛開往工地的運沙車因嚴重超載導致剎車失靈，撞到一輛農用三輪車，造成當地民眾五死六傷。那天夜裡，張贊波到事故現場，走到運沙車旁邊，拿出一個手提袋，快速地將沙子裝進袋子裡，並以機器將沙子分為細沙及粗沙。他想以此做一件「沙漏」的藝術裝置，並於書中提到：
「在適當的時候，我會用它們做出一件名為『沙漏』的裝置作品：『細沙填充玻璃沙漏瓶，懸掛在展廳中央；粗沙由遠而近灑在參觀者要走過的道路上。』貪戀現代化成果的都市人將踩著這5位來自遙遠鄉村遇難者的靈魂，看一眼他們的生命像流沙般悄然流逝的過程。『沙漏』也是一個象徵，它既象徵著這時代不可阻擋的發展，也象徵文化、傳統、人心、道德，甚至生命本身，在發展中逐漸逝去。」（P70）
在一次工安事故後，張贊波構思了一件名為「沙漏」的藝術裝置。他從事故現場收集沙土，將細沙與粗沙分離，構想出一個令人心驚的場景：
沙漏既象徵不可阻擋的發展，也象徵文化、傳統、人心、道德，甚至生命本身，在高速前進中被一點一滴耗損。這正呼應了作者的書寫初衷：
「記錄現代化進程中的變遷故事，藉此反思它對人的生存境況及道德人心、傳統文化的影像。」（P74）
在這條高速路上，很少有人願意慢下來，看一看腳下的代價。
四、高速公路，作為極權的隱喻
更尖銳、也更危險的，是張贊波對「高速公路」本身的政治理解。他把它視為一面鏡子，映照出獨裁體制的共同特徵：
「野心勃勃的鐵腕領袖、強大的中央極權、大一統的集體主義、勞民傷財的大興土木、嚴酷的思想控制、受到煽動的愛國主義，以及目空一切的窮兵黷武。」（P264）
這一段，或許正是《大路》在中國難以長期存在的真正原因。
五、書的命運：從出版到禁書
我第一次接觸《大路》，是在二○一五年前後。當時我仍與出版品牌「理想國」有合作，看著他們將簡體版《大路》透過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
那是一個明顯經過審查、已自我節制的版本：副標題改為較中性的「高速中國裡的工地紀事」，正文中刪除了不少「敏感」表述。
但即便如此，出版僅兩個月，便被全面「下架」。
「下架」——這個中國特色的詞彙，意味著：它成為了一本禁書。
接下來發生的，不只是書的消失，而是一條完整而冷酷的清算鏈。
幾乎與簡體版《大路》被下架同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社長何林夏被帶走接受調查，後來以「貪污罪」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出版圈內普遍認為，真正的原因，與他主導出版《大路》等一系列敏感書籍密切相關。
廣西師大出版社總編輯、「理想國」掌門人劉瑞琳也因出版《大路》等禁書而受到處分，被免去職務並要求深刻檢討；《大路》的責任編輯，則被吊銷編輯資格，終生禁止再進入出版行業。
當初出版繁體版《大路》的台灣八旗文化，也因長期出版揭露與批評中國政府的書籍，成為北京眼中的「問題對象」。二○二三年三月，八旗總編輯李延賀從台北回上海探親時被秘密拘捕，後來以「煽動分裂國家罪」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至今仍身陷囹圄。
作者在過去10年應該也不會好過。
聽說，作者後來在書本被禁之下，遇到一位讀者索取簽名，他在書上寫下：
「有禁書的時代，是時代的恥辱，卻是禁書的榮耀。」（張贊波）
這件事當時在出版圈子還是比較流傳的，這句說話也成為了一個傳說及歷史的記認。
十年後回看，這句話不再只是悲情，而更像是一行冷靜而準確的紀錄。
六、十年之後，再度相遇
這十年，中國的自由空間急速萎縮。
書消失了，人被噤聲了。
我原本收藏的繁簡兩個版本，也遺落在上海。當時並不是一次從容的離開。
直到今天，在台灣的書店裡，居然重新看見春山出版的《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十週年全新修訂版）》，我才真正意識到——這不只是一本書回來了，而是一段被強行中斷的歷史，重新接上了。
然而，現實並未因此變得樂觀。
十年來，這本書自身的命運起伏翻轉，但它當初所描繪的世界，卻幾乎一成不變。那條象徵國家主義的通衢大道，仍然不斷向前延伸；對個體尊嚴的踐踏、對文明與規則的漠視，依舊與「發展」如影相隨。
中國仍不時傳出以發展之名進行的暴力拆遷，也頻頻耳聞因豆腐渣工程而導致的事故；底層勞動者的處境，沒有改善，甚至更為惡化。在一片缺乏制度保障與反思精神的土地上，似乎再多的苦難與悲劇，也不足以形成真正的教訓。
回想起梁漱溟在一九八○年、八十七高齡時，接受芝加哥大學教授艾愷訪問所提出的那句詰問——
「這個世界會好嗎？」
我們仍然無法回答。
但至少，《大路》這本書，還有機會在台灣重生。
而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高速時代其中一個最有力、也最低速的反證。
文末補記
同時也恭喜作者張贊波老師與春山出版，
《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十週年全新修訂版）》入圍 2026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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