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很喜歡在一月一日前，為新的一年列一些計劃。
但我也很清楚，開始容易，完成困難。
所以後來，我比較少再寫「一定要在什麼時候完成什麼」，
反而只會決定一些方向性的事——
報考什麼考試、報讀什麼課程，
或者列一張一年閱讀清單。
今年很不一樣。
有兩個指標，清楚而且不能退讓，
必須在三月底前完成。
第一，是一本將在台灣出版的書初稿，
約6萬至8萬字。
第二，是博士論文的初稿，
約兩百頁，換算成英文，大概4萬到6萬字。
這兩件事，早就定了死線。
所以很早之前，我已經把公司的工作交給同事，
只承諾最需要的時候，為團隊提供必要的支援。
原本，我計劃在一月份做膝蓋手術。
想利用術後康復、乖乖在家的那段時間，
專心寫作。
但 Jill 的狀況開始不穩定，
手術一延再延。
手術可以等，
這兩個死線，不能。
差不多六個星期的時間，
我的生活變得非常單純。
除了偶爾在社群上寫幾篇遊戲文章——
有時是生活隨筆，有時是財經話題——
其餘的時間，我幾乎每天都在深夜寫作。
每晚深夜節奏大致是這樣的：
兩個小時，寫中文書稿，
目標是每天一千字；
兩個小時，寫英文論文，
目標是每天兩到三頁；
再兩個小時，寫遊戲文章，
讓腦袋換一個呼吸方式。
不是因為夜深特別清醒。
而是配合我和草菇之間的分工——
在世界慢慢安靜下來的時候，
我可以多一點時間，抱著Jill
很多時候，Jill 已經站不起來了。
呼吸變得很重，
有時候身體變得有點軟。
我會不自覺地停下打字，
只是聽著她胸口的起伏，
確認她還在。
我把她抱在懷裡，
她的身體會用力、很努力地靠著我。
那不是依賴，
比較像一種熟悉——
她知道這樣比較安心。
我就在那樣的姿勢裡寫作。
一個老人，一隻小狗，一盞燈。
我們至少一起度過了三十多個夜晚。
當然我寫的，不是Jill
我寫的是一本夫子自道的中國經濟分析書，
把自己多年來的觀察與經驗整理成文字；
也寫一篇把公司經營經驗，
放進理論與數據之中的美國大學博士論文。
我一直希望她可以陪我完成。
我甚至一直在想在書或論文的前言裡如何感謝Jill.
我希望她可以一直在。
直到上週四，Jill 離開的那個早上；
中文書寫到三萬字，
博士論文寫到五十四頁。
進度其實有點落後。
但每一個字、每一頁，
都是抱著她寫的。
離開前那幾晚，只要她微微動一下。
我就停下來，摸摸她的頭，
跟她說：沒事，不要怕。
那段時間，我寫得特別慢，
卻也特別誠實。
因為我們都知道，
懷裡的生命正在一點一點離開，
你很難再對任何事情說謊。
不知不覺，我的文筆也開始變了
不會想修辭，
不會想證明什麼，
更不會想討好誰。
你只會問自己一句話：
這句話，是真的嗎？
如果不是，
就刪掉。
Jill 教會我的，
從來不只是陪伴的浪漫。
而是一件更殘酷、
也更溫柔的事實——
陪伴，意味著你總會看著事情走到你不想看的地方。
她離開之後，
我有好幾天不想再碰電腦，
也不太敢再翻已經寫了的文字。
不只是因為悲傷，
而是因為我知道——
那些文字裡，有她的呼吸。
昨晚我還是繼續寫了下去。
算一算在三月底之前要完成的：
還要再寫五萬字中文，
還要再寫一百五十頁英文。
那些字，
不可以再抱著她寫
而是在沒有她的時候接著寫。
重新看過了已經寫的，有點凌亂，需要重新整理結構。
我慢慢明白，
這本書之所以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不是因為我錯過了什麼什麼結構，
而是因為——
我在寫它的時候，
正在失去了一個
不需要我解釋世界的生命，捨得有點從心所欲。
Jill 從來不關心制度，
不關心成長，
不關心奇蹟。
她只關心我有沒有在，
只關心我會不會走，
只關心現在。
也正因為如此，
在那段時間，
她成了我心中唯一的錨。
當世界的敘事開始瓦解，
當我必須承認很多事情
其實並不那麼光亮、
她就在那裡。
不要求我樂觀，
不要求我堅強。
只是靜靜地，
陪我把話寫下去。
現在回頭看，
我很難說清楚這些文字算不算完整。
它們有點零落，
還需要花更大的力氣重新整理。
但我可以很確定地說——
它有一部分，
是為了不辜負
那30多個夜晚。
不辜負一隻我的女兒，
在生命最後的時間裡，
選擇靠著我，
在氣力用盡時自行離開。
如果這本書裡，
有哪幾頁特別安靜，
特別不急著下結論，
特別不想證明什麼——
那大概就是 Jill
留給我的語氣。
她走了，
但她沒有離開過。
書裡以後的每一個字，
論文裡每一段英文，
都會有她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