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近叢林法則的政治現實中，為何仍要保留道德不安
有一段時間，做記者的時代，在大學的時候我是主修數學副修哲學，開始做記者的時候還真的很天真爛漫，遇到很多制度不公的時候，我以為自己的不安來自資訊不足。只要多讀一點條文、多理解一點制度設計、多分辨一次合法與非法，心裡的那個結就會解開。
後來才慢慢明白，那不是知識的問題。
而是一個更難承受的事實——制度本身，在運作的時候，往往都會失去它曾經承諾過的道德重量。
當政治越來越接近叢林法則，當結果一次又一次被用來合理化動機，當「成功」開始取代「正當」成為評價的核心，我們真正面對的，其實不是國際局勢，而是自身價值的安放問題。
如果這個現實令到大家心理不安，雖然這樣說很奇怪，應該值得慶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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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為何曾經讓人安心？
制度之所以重要，從來不只是因為它有效率。
而是因為它承諾了一件事：
世界不完全由強者決定，
行動必須先通過某些原則的審查。
這個承諾，讓人願意忍受暫時的挫敗，
也讓弱者能相信「不公平不等於合理」。
在哲學上，這種直覺最清楚地體現在
Immanuel Kant （康德）的倫理觀裡——行動是否正當，取決於它是否符合可被普遍化的原則，而非結果。
即使你輸了，至少你沒有違反你所相信的規則。
制度的安慰，正在於此。制度應該帶給我們保障，至少可以提供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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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但政治從來不保證這個承諾會被兌現
真正讓人不安的，不是世界變得殘酷。
而是我們突然意識到：世界其實一直如此，只是我們曾被制度暫時保護。
在國際政治、戰爭、權力競逐的現實中，結果不只是後果，它往往反過來定義了什麼叫合理、什麼叫必要。
這正是功利主義者John Stuart Mill （穆勒）所能平靜接受的世界：如果總體後果更好，那違反原則便不再那麼不可原諒。
政治現實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制度不是裁判，制度是勝利者整理完局面後才補寫的說明書。
這不是陰謀論，或者事後孔明，而是歷史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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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安其實來自一個更私人的問題
真正讓人難受的，往往不是「世界變壞」，而是這個問題：
如果結果真的可以洗白一切，
那我們曾經學習及堅持的原則，是否只是天真？
當我們發現：
• 違規者沒有被懲罰
• 成功者被重新定義為「英明」
• 公義變成一種事後修辭
不安便不只是政治性的，而是存在性的。
我們開始懷疑：是不是只有輸家，才需要談原則？才會被原則要求，才會被要求遵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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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性倫理提供了一條不同的出路
如果義務論太脆弱，結果論又太冷酷，那是否還有第三條路？
古希臘哲學家Aristotle （亞里士多德）提供了一個至今仍然有力的視角。
他不先問「規則」或「總體結果」，而是問：
在這樣的情境下，一個成熟的人，應該成為怎樣的人？
德性倫理的重點，不在於控制世界，而在於不讓世界完全重塑你。
你也許無法阻止權力用結果合理化自己，但你仍然可以決定：
• 自己是否接受這種語言
• 是否在理解現實時，仍保留道德張力
• 是否拒絕把「成功」當成唯一的價值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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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頓不安，本身不是軟弱
在接近叢林法則的現實中，不安其實是一種道德警覺，而不是缺陷。
真正危險的，不是對制度公義失去信心，而是對這種失去完全無感。
當一個人再也不為「是否正當」感到困擾，只剩下「是否有效」，那他其實已經被現實徹底收編。
安頓不安，不是說服自己接受一切，
而是學會這樣生活：
我知道世界未必公義，
但我仍然選擇不把這件事合理化到毫無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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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種成熟的自處方式
或許，真正可行的姿態是這樣的：
• 在分析上，承認結果確實塑造秩序
• 在理解上，不再幻想制度必然正義
• 但在價值上，拒絕讓「結果」成為唯一語言
你可以看懂政治的殘酷，
卻不必把它內化為自己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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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為何我們仍需要保留這份不安
也許，制度的公義真的正在退場。
也許，世界正在重新學習如何以力量說話。
但正因如此，
個人的倫理感，反而變得更重要，而不是更過時。
因為在一個只問「誰贏了」的世界裡，
仍然願意問「這樣對嗎？」的人，
不是幼稚，而是在替未來保留一條尚未被封死的路。
不安，並不是因為你看不清現實。
恰恰相反，它是你仍然沒有放棄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
後記：這篇文章的緣起是我有一個很私密的群，都是留在香港、更多是流散在各地的朋友，某程度上都是志同道合，但昨天因為委內瑞拉的事件，罕見地有不同的意見在交流。
文章寫得再多，自己很明白，有時候不是替世界找答案，而是替「還在意對錯的人」找一個站得住的位置。
這些書名標籤，不是裝飾，而是告訴我們：
我們並不是孤單地感到不安，這份不安，本身有一整條思想傳統在支撐。
吾道不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