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野洞見
隨筆：中國為什麼會陷入比「日本失落30年」更嚴峻的局面？
不知道為什麼，第一個星期的課，最多人關心的其實是如何看待中國重複日本失落30年的可能性。
為了準備材料，看了一些日本文章。
重複地看到幾個日文財經詞彙：
• 「失われた30年」 —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
• 「未富先老」 — 富裕尚未实现即面临老龄化；
• 「高齢化のスピードが速い」 — 老龄化速度快；
• 「高い債務比率と住宅依存」 — 高债务与房产依赖；
• 「社会保障制度の脆弱さ」 — 社会保障制度脆弱；
• 「消費を刺激する制度改革が必要」 — 需要制度改革促进消费。
想起，近年很多論調，都認為中國會重複日本失落30年，真的嗎？我真的覺得，情況應該比想像中更差吧。
一定更差，在準備材料的時候，也準備了這篇隨筆。
隨筆：中國為什麼會陷入比「日本失落30年」更嚴峻的局面？
一、歷史的回聲與當下的對照
1990年代的日本，被標記為「失落的三十年」（失われた30年），連續30年GDP增長低於一個percent。
泡沫經濟的破滅帶來了長期低迷，但日本在進入這段時期之前，其實已經具備成熟的產業結構、高度的社會保障，以及接近四萬美元的人均GDP，即使30年連續低增長，但也一直站穩「富裕國家」的門檻。
然而，中國當下的困境卻更為複雜：在仍未跨過高收入國門時，就已迎來快速老齡化，這種「未富先老」（未だ富まずして老い先に老いる）的情境，決定了它與日本相比，所要面對的挑戰更為嚴苛。
中國的考驗不是沒有增長的停頓，而是見不到盡頭的倒退。
二、人口與時間的錯位
日本從「老齡化社會」走到「深度老齡化」用了近40年，而中國僅僅用了21年。
在國際上，對人口老齡化通常有一個分級標準：
• 「老齡化社會」（高齢化社会）：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 7%以上。
• 「深度老齡化社會」（超高齢社会 / 深い高齢化社会）：65歲以上人口佔 14%以上。
• 再往後，若達到 20%以上，則稱為「超高齡社會」（超高齢社会）。
日本的情況：
• 從65歲以上人口佔7%（大約1970年前後）到突破14%（大約2010年），用了將近 40年。
• 這段時間給了日本比較充裕的空間去調整社會保障制度、產業結構。
中國的情況：
• 2000年前後，中國65歲以上人口佔比剛超過7%，正式步入「老齡化社會」。
• 到2021年，65歲以上人口已經突破14%，成為「深度老齡化社會」。
• 所以，中國只用了 約21年 就完成了這個跨越，比日本快得多。（這種速度多多少少，是當年硬性推行一個孩子政策的後遺症）
人口結構急速轉變，使得勞動力收縮的衝擊比日本來得更早、更急。
2022年中國人口首次負增長，提前步入人口收縮的階段，少子化與養老壓力正在同時襲來。
這意味著，中國並沒有日本那樣的「過渡期」去消化結構性問題，而是在財富仍不充裕時，就要承受沉重的老齡化成本。
三、財富結構的脆弱性
另一個核心分野是「人均資產結構」。
日本家庭的財富結構在泡沫時代後，逐漸分散於股票、債券與存款，房地產雖然重要，但並非壓倒性主體。
中國則不同。根據官方與研究機構數據，中國居民資產約有七成集中於房地產，金融資產的比例相對偏低。
這種高度集中讓房市的波動直接影響家庭消費與財富感受。一旦房價下行，不僅居民消費意願下降，整個金融體系也可能受到波及。
相比之下，日本即使在房市泡沫破裂後，仍有一定的金融資產緩衝，而中國則缺乏這種「軟著陸」的條件。
四、資金外流與外資撤退的現實
除了內部結構問題，外部資本流動也讓中國的處境更加險峻。
2022年至2024年間，外資在中國股票與債券市場的持倉明顯下降，部分跨國銀行與投行縮減或撤出在華業務，這在國際金融市場已被視為「去風險化」（de-risking）的體現。
與此同時，民間資金外流的壓力也在增加。
高淨值人群將資產轉移至香港、新加坡或北美市場，尋求更穩定的保障體系。這使得本已有限的國內資本積累受到稀釋，對人民幣穩定與國內投資形成雙重壓力。
相較而言，日本在經歷泡沫破裂後，雖然當地企業國際化，但並未遭遇如此明顯的外資撤離潮。
中國在全球化逆流下的環境，無疑更加艱難。
五、制度支撐的差距
日本的社會保障體系雖然在失落時代承受壓力，但仍相對健全。
醫療、養老、教育支出基本可持續，政府的持續投資，甚至可以為消費提供一定穩定性。
中國則不同：
一方面，基本養老金被預測在2035年前可能耗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長期依賴土地財政，當房地產市場下行，社會福利的財源缺乏可靠支持。這種「制度脆弱性」（制度の脆弱さ）使得中國在面對老齡化衝擊時缺乏堅實後盾。
六、結語：共鳴與分野
日本的「失落三十年」當然是一場長痛，但它發生在一個已經富裕、制度相對完備的社會。而中國今日的挑戰，則是在人均GDP僅約1.2萬美元時就開始承受快速老齡化、高房產依賴、外資撤退與社會保障缺陷的多重壓力。
可以說問題是差不多，基本條件相差很遠，可以承受的震盪自然也差天共地。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或許並不是「重複日本的失落」，而是進入一種更為複雜的「中國式停滯」。
如果政策無法迅速在稅制改革、資本市場深化、社會保障完善與內需培育上找到出路，（ 以上隨便一個目標，都已經是不可能的任務）
那麼等待中國的，可能不是三十年的失落，而是一個更長、更深的困局。
倒退30年，還原中國2001入世之前，沒有中產的局面，並非不可能。
2003年我拿着華爾街日報的代理權，和內地出版集團討論，出版投資理財媒體的可能性的時候，他們的回覆：只有企業才有資格投資，我們一般人根本沒有財可理、沒有資金可以投入。中國沒有中產階級云云。
這個「沒有中產、沒有個人投資理財慨念」的時代，其實只是22年前的情況，沒有想像中遙遠。
「又再回到起點，重頭上路。」電影無間道的主題曲的最後一句。
也許，這個也可能是遖用於中國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