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往往不是由勝者書寫,尤其是習近平政權,他所創造的歷史,是由錯誤堆疊而成。
回看中美關係七年間的曲折,特朗普與習近平之間的角力,不僅是一場關稅與科技的戰爭,更是一場認知與策略的較量。
而北京的多次誤判,讓中國從「可談」走向「被動」,最終錯失了談判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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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誤判一:把特朗普當成一場「秀」
2016年底,當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北京內部一度認為他「不可預測但容易取悅」。
外交系統的共識是:這位商人總統重視「面子」與「交易」,只要給足舞台與象徵性讓步,他便會滿意。
於是,中方在2017年安排「故宮行」與「國宴外交」,讓特朗普成為第一位在紫禁城宴請的美國總統。這場禮遇確實讓他「心花怒放」,但北京忽略了一點——特朗普不只是尋常政客,而是一名將談判視為長期戲劇的製造者。
當他發現中國對「形象」的重視遠勝於「實質」,他就明白自己握有了最強的心理籌碼:因為中國更怕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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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誤判二:低估「美國制度的持久性」
2018年貿易戰爆發初期,北京曾抱有「撐過特朗普即可」的心態。
許多高層相信,這位總統任期不會長久,美國內部會因關稅造成通膨與股市下跌而反彈,最終逼特朗普讓步。
但事實恰恰相反。
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在美國國會獲得罕見的「兩黨共識」——民主黨人或許不喜歡特朗普,但他們同樣懷疑中國的產業補貼、技術轉移與國家資本主義。
結果是:即使特朗普下台,「反中」仍成為華盛頓的政治正確。
北京錯估了特朗普的「個人戰爭」會演變為「制度戰爭」。
當白宮換成拜登時,關稅仍在、出口管制更嚴、供應鏈脫鉤化成戰略——這場「戰」根本沒有結束,只是換了執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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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誤判三:以「報復」代替「策略」
每當美國出手,北京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對等反制」——關稅加關稅、名單換名單。
這種對稱式反應看似強硬,實則暴露底牌。
特朗普是一個懂得用「不對稱談判」的人。
他以零和思維出牌——一次制裁即可動搖整條供應鏈,令對方內部產業相互掣肘。
而中國的報復則往往侷限於象徵性領域(例如停止進口美國農產品),其實對美國經濟整體影響有限。
北京把談判當成了「姿態管理」,卻忽略了特朗普把談判視為「威懾藝術」。
這種錯位,使中國的每一步「強硬」都被對手轉化為更高的議價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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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誤判四:食言於「第一階段協議」
2020年初,中美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國承諾兩年內增加對美進口2,000億美元。
這份協議本應成為「暫時休戰」的契機,然而北京未能完全履行承諾——疫情、物流、內需疲弱雖有客觀理由,但在特朗普眼中,這是「背信」。
對一位以「信守合約」為商人信條的總統而言,「食言」是一種侮辱。
這使他在競選連任時更容易把中國塑造成「背叛美國的敵人」,並以此鞏固選民支持。
北京低估了這種心理層面的影響。
從那之後,特朗普再無信任可言——任何談判都變成零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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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誤判五:高估自身「市場不可替代性」
長期以來,北京相信全球無法脫離「中國製造」。
這種信念有其根據——中國擁有世界最完整的供應鏈、龐大的內需市場、與規模化優勢。
但特朗普時代,美國啟動了史上最大規模的「產業外移」與「科技去風險」工程。
短短數年間,蘋果、英特爾、特斯拉等企業已將部分產能轉移至印度、越南、墨西哥;美國更以《晶片法案》、出口管制與補貼政策重建本土科技產業。
當中國對稀土祭出出口管制時,美國的回應不再是恐慌,而是冷靜的「去依賴」。
「世界離不開中國」的神話,正在一寸一寸被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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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誤判六:把國際輿論當成內宣延伸
在對外談判中,北京常以「國家尊嚴」為話術,強調「不受外國壓力」。
但特朗普非常清楚這種語言結構的弱點——他知道中國政府的外交策略必須同時服務內部輿論。
於是他常在談判關鍵時刻「公開放話」、推文挑釁,讓北京陷入「進退失據」:若反應過激,會激化外部制裁;若保持沉默,又被國內輿論指責軟弱。
這是心理戰的經典:特朗普以推特當外交武器,北京卻以新聞稿回應。
兩種節奏,兩種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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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誤判七:忽略「時間」也是談判籌碼
北京習慣以「長期主義」思維應對挑戰,認為只要時間夠長,美國的政治週期會自行消化矛盾。
但特朗普卻懂得在短期內製造劇烈震盪,迫使對手失衡。
他的談判策略是一場「速戰速決的心理拉鋸」,而中國的策略卻是「拖延觀望」。
當對方以日計算,你卻以年計算,輸的往往是市場信心與主導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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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錯判的代價,是被動的未來
回顧這七年,中美關係的惡化,不只是地緣與制度的碰撞,更是兩種思維方式的錯位。
特朗普以交易理解世界,而北京以秩序理解世界;一方靈活多變,一方循規守矩。
當談判桌變成戰場,任何錯估都會變成戰略代價。
如今,當稀土戰再起、特習會取消、關稅陰影重臨——
這不僅是特朗普的強硬回歸,更是北京錯判的延續。
真正的問題不是誰挑起戰爭,而是:
中國是否還有能力重新定義談判,而非被動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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