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向信用卡利率動刀：風險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一張臉
美國的信用卡利率，長期以來都是一個讓外國人瞠目結舌的存在。
在聯準會利率高檔盤旋的這幾年，信用卡循環利率動輒二、三十個百分點，對銀行而言，這是一門極其穩定而性感的生意；對消費者而言，卻往往是一條不知不覺滑入的債務斜坡。
就在市場早已習慣這套「高利率 × 高容忍度」的遊戲規則之際，特朗普突然拋出一句簡單粗暴的宣示：信用卡利率，上限 10%。
沒有長篇解釋，沒有複雜鋪陳，只有一個數字，卻足以令整個信貸市場重新計算。
如果真的落實，這將意味著什麼？
從美國的角度看，這不是微調，而是一次結構性的轉向。
它等於直接否定了過去那套以「風險定價」為名、實際高度依賴循環利息收入的商業模式。
銀行不再能透過 20%、30% 的利率，來承擔無擔保、可隨借隨還的信用風險；價格這個工具被鎖死了。
但對台灣讀者而言，這個畫面其實並不陌生。
台灣的信用卡循環利率，早在十年前就被明文限制在 年息 15% 以內。當年銀行同樣叫苦連天，市場也同樣預言信貸會萎縮、消費會受傷。
然而事實證明，信用卡並沒有消失，市場只是改變了運作方式：
銀行變得更重視風控、更細分客群，利潤部分則轉向分期手續費、年費與其他結構性收入。
真正會覺得「新奇」的，反而是香港讀者。
在香港，法律容許的實際年利率上限仍然極高，信用卡 APR 長期處於三、四成區間，市場對此早已習以為常。高利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風險補償，也被包裝成「個人選擇」的一部分。
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美國突然提出 10% 的硬上限，確實像是另一個世界的產物。
但重點不在於「利率高或低」，而在於風險將如何被重新安放。
經濟學不會因為政治口號而失效。
當利率被強行壓低，而違約風險、資金成本與經濟不確定性並未同步消失，銀行最理性的反應，從來不會是單純「少賺一點」。它們會改用另一套方式來管理風險——選擇性放貸。
於是，風險不再透過高利率呈現，而是透過「借不到錢」來體現。
信用評分邊緣的客戶，可能更難核卡；額度變小、條件變嚴、免息期縮短；一些原本還能進入體系的人，會被直接排除在合法信貸之外。
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的 10% 上限，確實可能減少一部分因高利滾利而釀成的家庭悲劇，也可能讓某些「明顯沒有還款能力」的人，不再那麼容易掉進債務深淵。
但同時，它也意味著信貸市場將變得更冷靜、更保守，甚至更殘酷。
風險沒有被消滅，只是換了一張臉。
從「你可以借，但代價很高」，變成「對不起，你不在名單上」。
這正是所有利率上限政策的本質張力：
它不是善與惡的對決，而是在保護與排除之間做出的選擇。
美國若真的走上這一步，並不代表資本主義被推翻，而是代表一個訊號——在某些政治時刻，社會願意犧牲一部分市場效率，來換取對風險的重新分配。
至於這樣的代價，最後由誰承擔，市場會用行為而不是口號，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