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風險

中國城鎮化神話敍事破產

中國人口下降，已經不算新聞了。
真正令人不安的，是《經濟學人》最新一期這篇文章點出的另一件事——連城市人口，也開始下降。
這意味著一個更深層的問題：
中國過去四十年最成功、也最依賴的成長敘事，正在失效。
城鎮化，不斷造城，建立新城市曾經是經濟增長故事的萬靈丹。
農村過剩人口，只要進城，就能轉化為勞動力；
造城先蓋樓，造城蓋房到帶動投資；
樓房只要蓋起來，就等於內需；
城市化率，只要還能升，就代表未來仍在。
但現在，《經濟學人》很不客氣地說：
這個場景的確曾經來過，但早已遠去。
按照聯合國最新、較為一致的定義，中國的城鎮與城市人口已經見頂，並且將在未來幾年內實質下滑。不是「增速放緩」，而是「總量減少」。
這件事之所以尷尬，是因為它拆穿了一個北京政府長期精心維護的幻覺——只要改定義，就能改現實。
文章花了大量篇幅解釋一件看似技術、實則政治的問題：什麼叫做「城市」？
中國官方對城市人口的定義，70 年來至少改了六次。
行政區劃、戶籍、可見建成區，混合使用，彈性極高。
結果是：
在國內敘事裡，城市永遠還有成長空間；
但一換成國際可比標準，答案立刻變得不太好看。
用聯合國的方法計算，中國的城市化率不是官宣的67%，而是接近 84%。
聽起來很好，但問題也正在這裡——
未來增長空間已經用完了。
一個已經高度城市化、卻又開始總人口下降的國家，還能靠什麼繼續撐起房地產、基建與地方財政？
這正是《經濟學人》真正想問，卻沒有明說的問題。
更諷刺的是比較對象。
中國不再是全球城市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度在 2022 年就超過了它。
而印度官方仍然喜歡強調「我們是農村文明」，但其實按照同一套標準，印度真正的農村人口，早已不到六分之一。
於是畫面變得很微妙，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
一個國家在宣傳自己「仍在城鎮化」，永遠在成真犯；
另一個國家在宣傳自己「仍然鄉村」，但鄉村人口已經不斷減少。
這時候，中國要刺激內需，鼓勵房市、再談「多蓋一點房子」，在這個人口背景下，就顯得特別蒼白。
《經濟學人》甚至直接戳破房市的幻想：
即使城市人口仍有微小重組空間，也不足以支撐過去那種規模的住宅需求。
家庭不再變大，居住面積也不會無限擴張。
將近四成的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積低於 30 平方米，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去買第二套、第三套房。
擁擠，並不自動轉化為需求。
最後一刀，落在城市結構本身。
如果城市自然生長，規模會呈現 Zipf 定律*
第一大城市最大，第二約一半，第三約三分之一。
但中國的城市分布偏偏不是這樣。
原來最大城市被刻意壓制，中型城市被政策性催肥。戶籍制度、行政規劃、高鐵網絡，被用來「人工修剪」城市體系。
結果是——
城市看起來很多，但真正有生產力、吸引力的，卻被鎖住。
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
人口已經不再成長，
城市卻還在被要求「繼續發揮功能」。
最後的安慰，只能落在「城市群」。
把廣州、深圳、香港連起來，叫做大灣區。
把個別城市的極限，變成區域的共同目標，包裝成區域的潛力。
這不是錯，只是透露了一件事：
在中國，單一城市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經濟學人》沒有嘲笑中國。
它只是冷靜地提醒——
當人口、城市、房地產三條曲線同時走平，
再多的定義調整，也無法把結構性問題變成成長故事。
真正的問題不是「城市還能不能長」，
而是：
當城市不再長大，一個依賴城市來證明未來的國家，該如何重新說故事？
而這，才是最難的部分。
*齊夫定律（Zipf’s Law）是語言學家喬治·金斯利·齊夫提出的經驗法則，描述自然語言中詞彙出現的頻率與其排名成反比，即頻率最高的詞（如 “the”）出現次數約是第二名的一倍，而第二名約是第四名的一倍，這個定律也適用於城市人口、網頁訪問等許多現象。
後記｜當城市不再成長，市場會先知道
如果把《經濟學人》這篇文章從「人口與城市」翻譯成金融市場語言，它其實在說一件非常直接的事：
中國經濟中，最後一個仍被高估的結構性選項，正在失去時間。
過去二十年，市場對中國的核心假設始終一致——
即使外需放緩、製造業轉型受阻，只要城市化還在推進，
房地產、基建、地方財政，就還有一條「慢但確定」的底線。
這篇文章等於正式宣告：這條底線，不再存在。
對金融市場而言，這不是「人口悲觀論」，而是折現率問題。
當城市人口總量見頂，意味著什麼？
第一，房地產不再是「時間的朋友」。
市場可以忍受循環，但無法消化結構性負成長。
即使還有重組需求、舊屋替換，也不足以支撐資產價格的長期趨勢溢價。
這解釋了為什麼政策頻頻出手，卻始終無法改變市場的冷靜定價。
第二，地方政府的現金流模型被永久改寫。
土地不再是可預期的未來收入，而是一次性資產處置。這意味著地方債不只是「流動性問題」，而是資產負債表的方向性惡化。
市場因此要求更高的風險補償，這不是信心問題，而是數學。
第三，中國股市的結構性估值中樞，很難再回到過去。
當城市不再吸納新人口，消費、服務、零售、金融的「量擴張」故事就被封頂。
剩下的只剩效率、分配與競爭——而這三件事，從來不是市場願意給高倍數的理由。
第四，也是最關鍵的一點：
政策敘事與市場敘事，正在徹底分離。
政策仍然可以談「城市群」、「區域整合」、「高鐵串聯」。
但市場真正關心的是：這些能不能轉化為新增現金流，而不是重新分配。
《經濟學人》最後那句看似溫和的結論——
「城市群還有更多 proximity 可以挖掘」，
翻成市場語言其實是：
剩下的，都是效率紅利，而不是成長紅利。
效率紅利，從來不屬於全民敘事，只屬於少數公司。
這也是為什麼，近年市場的實際反應非常一致：
資金不再押注整體中國，而只選擇極少數、能在結構收縮中存活的個體。
當城市不再長大，市場不會等待政策口號更新，
它只會默默把未來的現金流，折現得更低。
這不是悲觀，只是完成了一次遲來但必要的定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