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網紅成為學術打假者：
「耿同學」現象與中國科研體系的誠信考驗
2026年6月13日出版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Chaguan〉專欄發表了一篇題為〈Classmate Geng, fraud-buster〉的深度報導，講述一位原本與學術界毫無權威地位可言的網絡創作者，如何意外掀起中國科研界近年最受關注的一場學術誠信風暴。
這篇文章最吸引人的地方，並不只是揭露個別學者造假的故事，而是在探討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一個國家已經成為全球科研論文產量最大的國家之一，究竟應該如何確保學術成果的真實性與可信度？而當體制內的監督機制未能有效發揮作用時，為何最後站出來揭露問題的，竟然是一位來自社交媒體的網紅？
《經濟學人》開宗明義地指出：
“He hardly seems the guy to shake China’s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
「他看起來完全不像是一個能夠撼動中國科學界體制的人。」
文章主角耿宏偉（Geng Hongwei）並非知名教授，也不是科研機構主管。他曾經攻讀博士學位，但最終退學，之後轉型成為網絡內容創作者。他經營的帳號名為「耿同學」（Classmate Geng），最初只是以輕鬆方式討論研究生生活、科研趣聞以及大學校園文化，累積了一批年輕追隨者。
然而在2026年4月，一篇癌症研究論文改變了一切。
耿同學偶然發現一篇刊登於國際頂級學術期刊《Nature》旗下期刊的研究論文，當中出現了一組極不尋常的數據。這些數據末尾竟然連續出現相同的數字模式，看起來更像是人為編造，而非實驗結果。
文章引述耿同學的看法：
“It was a high-level paper and a low-level fraud, a contrast that makes for great content.”
「這是一篇高水平期刊論文，卻涉及低水平造假；這種反差本身就極具話題性。」
原本只是一則短影片的內容，卻迅速在中國網絡上發酵。隨著關注度提高，越來越多人開始向耿同學提供線索，而他也開始深入檢視其他研究成果。
結果發現，問題遠比外界想像的嚴重。
《經濟學人》指出，耿同學後續揭露的案例涉及多位癌症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其中不少人的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頂尖期刊，也獲得過大量科研經費與重要獎項。
文章寫道：
“One video led to another.”
「一條影片又引出了另一條影片。」
這種連鎖效應很快引起官方重視。由於影片累積了數百萬甚至上千萬觀看次數，多所大學不得不展開調查。報導提到，同濟大學、南開大學以及中山大學等知名院校均因此展開內部審查，部分學術主管甚至因此被撤換職務。
有趣的是，《經濟學人》認為耿同學其實並非典型的吹哨者（whistleblower），而更像是一個放大器（amplifier）。
因為許多質疑其實早已存在。
文章指出：
“Some allegations had previously surfaced on PubPeer.”
「部分質疑其實早已出現在PubPeer等學術討論平台上。」
換句話說，問題並非沒有人知道，而是長期沒有受到足夠關注。耿同學真正改變的是傳播方式。他把原本只有專業學者才看得懂的論文問題，轉化成大眾可以理解的內容，讓學術圈內部的疑問第一次成為全民關注的公共議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場風波反映的不只是科研誠信問題，更是資訊傳播權力的改變。
過去學術評價主要由同行審查、專業委員會及科研機構掌握；今天，社交媒體讓公眾也能參與監督，甚至影響官方決策。
然而，《經濟學人》認為，問題並不只是個別學者失德，而是整個制度設計可能存在結構性誘因。
文章引用中國資深科學家饒毅的觀點指出：
“China merited two world records: for its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for its academic misconduct.”
「中國可能同時創造了兩項世界紀錄：科研進步速度以及學術不端行為的規模。」
這句話雖然尖銳，卻揭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
過去二十年，中國科研實力的提升有目共睹。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科研論文生產國，在人工智慧、材料科學、生物醫學及工程技術等領域都取得顯著進展。然而，當科研競爭愈來愈激烈時，數量與速度也逐漸成為評價標準。
《經濟學人》指出：
“Promotions and funding depend on the volume of published papers.”
「升遷與經費分配往往取決於發表論文的數量。」
當論文數量直接影響職位、收入、住房補貼甚至個人聲譽時，研究人員自然容易將焦點放在產出速度，而非研究品質。於是，「先發表，再求證」（Publish first, ask questions later）的文化逐漸形成。
文章更指出，中國部分大型研究團隊的人數甚至達到西方實驗室的十倍以上，形成以明星教授為核心的科研帝國。在這種環境下，管理與監督難度也同步提高。
不過，《經濟學人》並未完全悲觀看待這場風波。
事實上，中國官方近年已開始強調科研品質的重要性，而新華社甚至主動採訪耿同學，顯示部分政策制定者希望利用這波討論推動制度改革。
然而文章也提醒，官方支持未必沒有界線。
報導提到，部分影片平台後來開始限制耿同學新作品的曝光度，並暗示他應該回歸更廣泛的社會議題，而非持續聚焦學術打假。
這也反映出一個中國治理體系長期存在的矛盾：政府希望透過監督改善問題，但又擔心過度公開的批評可能削弱社會對體制的信心。
因此，《經濟學人》最後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觀點。
“Science should be harder to corral in that way. It requires open data and external trust that the party cannot simply mandate.”
「科學不應該被如此管理與約束。真正的科學需要開放數據與外部信任，而這些並非行政命令可以直接創造出來。」
這或許正是整篇文章最核心的啟示。
科研競爭可以透過政策推動，論文數量可以透過資源投入迅速增加，但科學最根本的價值始終建立在誠信、透明與可驗證性之上。當一位網紅能夠掀起全國性的學術反思時，固然顯示社會監督力量正在崛起；但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所有人，真正值得追求的並非發表更多論文，而是建立一個讓真相能夠被發現、被驗證、並被尊重的科研環境。
對中國而言，未來最大的挑戰或許已經不是如何成為科研大國，而是如何成為真正受到全球信任的科研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