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經濟學家引起的爭議：Acemoglu的制度、權力與人工智能之辯
一位經濟學家真正的影響力，未必只取決於他發表了多少論文，也不只在於他曾經獲得甚麼獎項，而在於他提出的問題，是否改變了整個社會理解世界的方式。
2026年8月22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以〈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為題，評論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的學術地位，同時對他的研究方法、制度理論及人工智能觀點提出尖銳質疑。這篇報道最耐人尋味之處，在於它並沒有否定Acemoglu的才華，反而藉着檢視這位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追問學術聲望、理論解釋力與公共政策影響之間，是否真的可以畫上等號。
文章的副題已經定下了這種既推崇又懷疑的基調：
“Daron Acemoglu is prolific and revered. Yet a lot of his work is oddly unconvincing.”
中文翻譯是：「Daron Acemoglu著作豐富，也備受推崇；然而，他的不少研究卻令人意外地難以完全信服。」
Acemoglu在2024年與Simon Johnson及James Robinson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們對制度如何影響國家繁榮的研究。當時只有五十多歲的他，早已是經濟學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出版過多部著作，研究範圍橫跨民主制度、國家發展、科技進步、勞動市場及人工智能；他每年仍發表大量運用複雜數學與計量方法的論文，而且經常位居經濟學家引用排行榜的前列。
即使對其部分理論有所保留的同行，也很少會否認他的學術能力。《經濟學人》引述另一位經濟學家的評價：
“He is obviously a genius.”
中文翻譯是：「他顯然是一位天才。」
Acemoglu的影響力，首先來自他把「制度」帶進了解釋國家貧富差距的核心位置。他與Johnson及Robinson在2001年發表的一篇著名論文，嘗試解釋為何有些國家富裕，有些國家卻長期貧困。其基本思路是，歐洲殖民者在不同地區面對的疾病與死亡風險，影響了他們建立何種制度；在不適合定居的地方，殖民者傾向建立掠奪資源的「榨取型制度」，把權力與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在適合長期定居的地方，他們則較有誘因建設道路、學校、醫療及產權制度。
這些制度一旦形成，便可能延續數百年，進而影響今天的經濟表現。這套理論的吸引力，在於它把歷史、政治與經濟發展連成一條清晰的因果鏈，提醒人們國家的命運並不是單純由天然資源、地理位置或民族文化決定，而是與權力如何分配、法律如何執行，以及普通人能否參與經濟活動密切相關。從公共討論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極具感染力的框架，因為它既能解釋過去，也似乎能為改革指出方向。
然而，一套理論愈有影響力，它所承受的檢驗也會愈嚴格。Acemoglu等人的研究大量依賴殖民時期歐洲定居者的死亡率數據，但諾貝爾獎委員會的2024年報告亦承認，部分死亡率資料有時並不完整。其他研究者指出，一些國家的數據其實借自其他地區，當研究者修正這些資料及統計設定後，原來的估算結果便可能變得不再穩定。
Acemoglu承認，若今天重新撰寫這篇論文，他會修改部分估算細節，但仍然維護核心數據與結論。他認為，部分批評雖然非常有價值，卻可能刪去了原始樣本中若干重要國家，因而導致另一種偏差。這場爭論反映了實證經濟學的一項根本困難：歷史不可能被放進實驗室重新發生一次，而當研究者試圖從不完整的歷史數據推導宏大因果關係時，結論難免受到樣本選擇、變數設定與方法假設影響。
《經濟學人》指出，Acemoglu在2026年6月與合作者發表的另一項研究，也引起相似爭議。該研究認為，較低出生率與較高的每名勞動年齡人口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相關，表面上似乎意味日本等人口下降國家未必需要過分擔心。不過，其他經濟學家質疑歷史關係能否用來預測今天，因為不少國家的出生率正在以過去罕見的速度下降，而人口結構、福利制度與生產模式也已經改變。
即使撇開計量方法，Acemoglu的宏大制度理論本身亦面對更深層的質疑。說一個國家在制度良好時繁榮、制度惡劣時停滯，方向上固然合理，但真正困難的問題是：甚麼才算良好制度？制度究竟包括法律、規範、執法、文化、產權、教育，還是權力制衡？這些制度又是如何產生，為何會在某個歷史時刻改變，而不是在另一個時刻改變？
批評者認為，Acemoglu的制度框架較擅長事後解釋，卻未必能精確預測未來。如果國家繁榮便被視為制度具有包容性，而國家貧困便被視為制度具有榨取性，理論便可能陷入循環論證。中國的發展經驗尤其構成挑戰，因為中國在一些西方制度分類中可能被形容為權力集中的「榨取型制度」，但它同時經歷了數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並建立了龐大的工業、科技及基礎建設能力。
Acemoglu的回應是，要理解制度變化，必須回到各國具體的歷史環境。他在報道中表示：
“You must consider the specific institutions in the past and the historical events that influence them.”
中文翻譯是：「我們必須考慮過去的具體制度，以及影響這些制度的歷史事件。」
這個回答有其合理之處，因為制度從來不會在真空中形成，各國亦不可能沿着完全相同的道路發展。然而，當一套理論必須不斷加入個別國家的歷史背景才能解釋例外，它的普遍預測能力便會受到質疑。制度無疑十分重要，但如果每個結果都可以在事後找到一套相應的制度故事，理論便可能變得難以被證偽。
除了制度經濟學，Acemoglu近年對科技與人工智能的看法，也使他成為公共政策辯論的重要人物。他與Simon Johnson合著的《Power and Progress》，把過去一千年的科技創新描述為一段由精英掌握技術利益、普通人必須透過政治和社會力量爭取分享成果的歷史。他們認為，科技進步不會自動令所有人受惠，真正決定利益如何分配的，是企業權力、勞工議價能力及制度安排。
這個提醒在人工智能時代尤其重要。若企業只是利用人工智能取代員工、削減工資及集中利潤，生產力提升未必能轉化為普遍繁榮。Acemoglu因此主張發展「以勞工為本的人工智能」，讓科技增強人的工作價值，而不是把人從生產過程中排除。他憂慮人工智能可能損害就業、民主與資訊環境，並聯署公開聲明，呼籲社會採取行動，引導人工智能朝着能補充人類能力、造福社會的方向發展。
不過，《經濟學人》認為，他對人工智能的生產力估算可能過度悲觀。Acemoglu在2024年的研究中預測，人工智能在未來十年對美國生產力的提升相對有限，但批評者指出，這種估算可能忽略了代理式人工智能、新型科研工具、決策系統，以及尚未出現的產品所帶來的轉化潛力。科技的真正影響往往不是把現有工作做快一點，而是創造過去不存在的產品、商業模式與科學發現，因此單憑當下可見的應用推算長期效果，很容易低估變化。
值得欣賞的是，Acemoglu並沒有完全拒絕這些批評。面對有關人工智能的質疑，他坦然回應：
“This is a valid criticism.”
中文翻譯是：「這是一項合理的批評。」
他承認自己沒有預見代理式人工智能的發展，也沒有把這種可能性納入原來的預測；他同時表示，人工智能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可能比他最初估計更大。這種願意承認模型限制的態度，反而說明嚴肅的學術研究不應被視為不可挑戰的定論。經濟學的價值並不是提供永遠正確的答案，而是提出可以被數據、歷史及現實經驗反覆檢驗的解釋。
《經濟學人》對Acemoglu最深刻的批評，或許不是指他的研究完全錯誤，而是他的聲望有時可能令外界忽略了其中的盲點。制度會影響繁榮，科技進步可能造成利益分配不均，人工智能也需要考慮就業與民主，這些判斷都有重要價值；然而，若制度的定義過於寬廣、歷史數據不夠可靠，或者對新科技的估算過分保守，那麼一套具有強大公共影響力的理論也可能把政策帶向錯誤方向。
更重要的是，當經濟學家呼籲「我們」採取行動，引導人工智能朝某個方向發展時，還需要回答一個政治問題：誰是「我們」？應該由政府、科技企業、學者、勞工，還是公眾決定何種人工智能能夠補充人類，又何種人工智能只是在取代人類？即使經濟學家一致認為需要監管，他們也未必能就誰有權作出選擇，以及應該採用甚麼標準達成共識。
一位學者的偉大，不應以他的理論從不犯錯來衡量，而應看他的研究能否迫使社會提出更重要的問題。Acemoglu讓全球重新思考制度、權力、科技與繁榮的關係，這本身已是極大的學術成就。但正因為他的觀點擁有強大影響力，我們更不應把諾貝爾獎、引用次數或公共聲望當作理論正確的保證。
閱讀這篇報道之後，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項比任何單一經濟理論更重要的啟示：面對看似完整而宏大的解釋，我們既要欣賞它為世界帶來的秩序，也要保留檢查數據、追問例外和修正結論的能力。真正健康的思想市場，從來不是在天才與批評者之間選邊站，而是讓最具影響力的觀點承受最嚴格的檢驗。畢竟，學術權威最大的價值，不是終止爭論，而是讓爭論變得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