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習近平與特朗普準備在華盛頓舉行新一輪高峰會議，外界最容易把注意力放在關稅、出口管制與中國購買美國商品等具體議題上。然而，真正可能決定未來十年中美關係的，或許不是貿易，而是人工智能。貿易衝突造成的損失仍然可以用金錢衡量，AI競賽一旦失去控制，影響的卻可能是金融市場、關鍵基礎設施、軍事決策，甚至人類能否繼續掌握自己創造的技術。
2026年9月19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以〈Eyeball to AI-ball〉為題分析中美AI外交。這個標題改寫自「eyeball to eyeball」，帶有雙方面對面對峙、誰也不願先退讓的意味。中美目前的AI關係正是如此：兩國都承認失控的AI可能構成共同威脅，但彼此首先看見的，仍然是對方所帶來的風險，而不是雙方可以共同處理的問題。
美國擔心中國實驗室透過模型蒸餾、晶片走私與海外數據中心，縮短與美國前沿模型之間的距離；中國則認為，美國以AI安全之名限制晶片及運算設備出口，真正目的並不是保護人類，而是延續自身的科技優勢。於是，本來應該討論模型失控、網絡攻擊與軍事誤判的安全議題，很快又回到晶片、算力與科技封鎖的權力競爭。
這正是中美AI談判面對的第一個結構性困難：雙方對「安全」的定義並不相同。美國較關注前沿模型能否被用來製造生物武器、攻擊基礎設施，或者在缺乏人類控制下自行行動；中國除了擔心類似風險，也把演算法製造政治謠言、境外模型形成資訊滲透，以及美國利用技術優勢壓制中國發展，納入國家安全的範圍。當雙方連威脅是甚麼都沒有共同定義，要建立具約束力的規則自然極其困難。
第二個困難，是中美對談判形式的理解存在落差。美國傾向由獲得授權的官員討論具體技術問題，例如如何測試模型、分享安全事故，以及判斷模型是否符合人類設定的目標；中國則希望先透過學者、退休官員及不同部門進行多層次溝通，再逐步形成正式立場。可是，AI涉及的中國部門眾多，真正能夠代表北京作出承諾的人並不容易辨認，而中國也不願在美國尚未交代談判目標之前，過早進入具有約束力的安排。
因此，《經濟學人》引述清華大學孫成昊的判斷：
“The most promising starting-point is probably not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AI.”
「最有希望的起點，或許不是一份涵蓋全面的人工智能協議。」
這句話點出了高峰會議應有的現實尺度。
中美短期內不可能簽署一份類似核武管制的AI安全條約，因為AI並不是可以計算數量的導彈或核彈頭。模型可以複製，算力可以分散，軍民用途之間也沒有清晰界線；在缺乏獨立查證與相互信任的情況下，任何宏大的協議都很容易停留在原則聲明。
然而，這並不代表會談沒有意義。雙方至少可以從較窄、較具操作性的領域開始，包括建立AI安全事故通報機制、交換前沿模型的風險評估方法，以及避免把AI直接納入無人監督的核武與軍事決策。這些安排未必足以終止科技競爭，卻可能建立最低限度的護欄，使競爭不至於因一次模型失控、網絡攻擊或錯誤判斷而演變成全面危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談判位置正在改變。過去北京經常把放寬半導體出口管制作為討論AI安全的前提，因為中國在先進晶片及運算能力方面明顯落後；但隨着中國實驗室陸續推出具競爭力的模型，北京未必仍然認為自己必須以晶片讓步換取談判資格。與此同時，模型自主行動與失控的風險日益具體，也使中國領導層不能再把AI安全完全視為美國延緩中國發展的藉口。
問題在於，當中美都相信自己有能力在競賽中勝出，妥協反而會變得更加困難。美國認為自己仍然掌握最先進的晶片、模型與研究人才，因此不願接受限制其企業的國際規則；中國則擔心任何雙邊規範都可能由美國制定，最終只約束中國企業。雙方愈接近彼此，安全焦慮便愈強烈，而建立共同規則的政治空間反而愈狹窄。
《經濟學人》在文章結尾提出了一個簡明而沉重的提醒：
“The pace of AI improvement and the risks it brings demand more urgency.”
「人工智能進步的速度及其帶來的風險，要求雙方展現更大的迫切感。」
寫在中美高峰會議之前，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兩國能否宣布一份漂亮而空泛的AI合作聲明，而是雙方能否承認一個基本事實：AI競爭最大的危險，未必是其中一方落後，而是兩個超級大國都相信自己正在領先，因此沒有必要受到約束。
如果這次會議能夠建立一個持續對話的機制，讓中美在彼此不信任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通報事故、交換風險資訊並討論最低限度的軍事紅線，那已經不是微不足道的成果。因為在AI時代，最重要的協議未必是讓兩國停止競爭，而是確保它們在競爭之中，仍然知道甚麼事情絕對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