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故事，過去幾年往往由模型有多聰明、算力有多強、晶片有多短缺，以及科技企業的估值可以升到多高來書寫。
我們談ChatGPT，談GPU，談大模型，也談AI究竟會創造多少生產力、取代多少工作。然而，當AI從螢幕上的聊天機械人，逐漸變成一座真正矗立在社區旁邊的數據中心，問題便突然變得具體起來。因為AI除了需要演算法，也需要土地、電力、冷卻系統、輸電設施和大量資本，更需要一個真實的地方，承擔這場科技革命對環境、社區和生活方式帶來的改變。
2026年10月2日出版的《Guardian Weekly》，就把這個問題放到了封面，而且用了一個相當有意思的標題：
“NOT IN MY BACKYARD”
「不要建在我家後院。」
下面還有一句：
“The growing global rebellion against datacentres”
「全球反對數據中心的浪潮正在擴大。」
封面沒有我們已經看得有點麻木的機械人，也沒有晶片或者電路板，而是一張由幾何線條勾勒出來的人臉、一支示威用的擴音器，再配上幾乎佔據整個版面的「NOT IN MY BACKYARD」。
看到這個封面時，第一個想到的反而不是「人類又開始抗拒科技進步了」，而是一個更加基本的問題：當AI終於由雲端落到地面，我們準備好面對它真正的成本了嗎？
過去我們說「cloud computing」，那個「雲」字很容易令人產生一種錯覺，好像數據真的漂浮在天空之中；但世界上其實沒有真正的「雲」，只有別人的電腦，而那些電腦最終還是要放在某一塊土地上。
AI尤其如此。
科技企業討論的是算力，投資者看到的是AI infrastructure的巨大需求，政府看到的是投資、GDP與就業機會，但對於一個住在數據中心旁邊的人來說，他看到的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他首先想到的也許是：這裡原本是不是農地？電從哪裡來？水是否足夠？附近的溫度會不會改變？政府給了企業多少優惠？承諾創造的工作最後又會落到誰身上？
因此，這一期《Guardian Weekly》真正值得閱讀的地方，是它沒有把問題停留在「支持AI還是反對AI」這種簡單的二元選擇，而是把美國、印度及英國不同地方對AI數據中心的反彈串連起來，追問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科技開始大規模改變我們居住的地方、使用的能源以及工作的方式時，普通人究竟有多少參與決定的權利？
這也是我讀完整組報導後感受最深的地方。AI革命表面上是一場科技革命，但進入今天這個階段，它其實同時是一場土地、能源、資本與公共治理的重新分配。
《Guardian》經濟及政治作者Eduardo Porter在這期分析中引用政治學者Henry Farrell的一句話，我認為幾乎點出了整組報導的核心：
“The push against datacenters speaks to the frustration of people who don’t feel they are making the choices in their lives.”
中文可以理解為：
「對數據中心的反抗，反映了一種挫折感：人們覺得自己已經無法參與決定自己的生活。」
這句說話值得停下來想一想。
「Not In My Backyard」通常被簡稱為NIMBY，我們中文有時會稱為「鄰避效應」。這個詞多少帶有一點批判意味：我們都希望享受電力、交通、網絡和科技帶來的便利，但當發電廠、垃圾處理設施、輸電線或者數據中心真的要建在自己家旁邊時，大家便說不要。
但這一次的問題，也許沒有那麼簡單。
很多地方的居民未必拒絕AI，更未必拒絕科技本身。他們真正追問的是，為甚麼一項足以改變社區面貌、能源使用及土地價值的大型建設，可以在當地居民尚未充分理解之前便迅速向前推進？
換句話說，問題可能不是科技發展得太快，而是社會參與的速度追不上科技與資本前進的速度。
整組報導之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印度安得拉邦Tarluvada的故事。
Google計劃在當地發展大型AI數據中心項目，報導所述的整體投資規模約為150億美元。對一個原本寂寂無名的村莊來說，這聽起來幾乎是一張通往未來的入場券：工作機會增加、土地升值，甚至有機會由農村一躍成為國際科技樞紐。
這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故事。
然而，當數據中心由PowerPoint上的投資計劃逐漸變成真實世界的土地、電力與基建工程，一些居民開始提出另一批問題。他們擔心土地與森林的改變，擔心龐大的能源需求，也擔心水資源、熱力和環境影響；部分農民亦對土地安排及原先承諾提出爭議。
另一方面，政府與企業對部分爭議有不同說法，Google亦表示項目會按照當地條件設計，並預期創造大量就業。
就在這些宏大的投資、能源與科技論述之中，一名村民問了一句非常簡單的問題：
“Why are Google building this here and not in America?”
中文就是：
「為甚麼Google要把它建在這裡，而不是建在美國？」
這句說話當然不能單獨回答一個150億美元的大型基建項目應否興建，但它卻揭示了一個很值得投資者思考的問題。
我們總以為數字經濟是沒有國界的，但支撐數字經濟的一切，其實都有非常清楚的地理位置。
伺服器需要土地，GPU需要電力，冷卻需要基礎設施，電力需要發電與輸送，而這些東西最後全部都要落在某一個國家、某一個城市，甚至某一條村莊之中。
於是便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不對稱：AI創造的經濟利益可以透過科技企業和全球資本市場分散到全世界，但它所產生的一部分外部成本，卻可能高度集中在某一個村莊、某一片農地或者某一個地方電網之中。
如果這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故事，我們也許很容易把問題歸因於制度、土地政策或者地方治理。
但同樣的爭議正在英國出現。
在Devon的Great Torrington，一個計劃中的1.5GW AI數據中心及1.8GW電池儲能系統，預計涉及約344公頃土地，而所在地又處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物圈保護區的景觀範圍之內。
開發商Xlinks表示，項目可以帶來龐大的經濟投資、數百至逾千個職位以及潔淨能源基礎設施，並表示設計會考慮當地居民與環境。另一方面，當地反對者則關注土地、景觀、能源及規劃程序，並透過資訊自由申請追查地方政府與企業較早期的溝通。
參與當地活動的美國倡議者Elizabeth Humphreys說了一句：
“This is a global issue; we are all connected.”
「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我們所有人都是互相連結的。」
這句說話很有意思，因為印度農村與英國Devon鄉郊看似相隔萬里，經濟發展程度、政治制度以及居民生活條件也完全不同，但他們最後提出的問題竟然十分相似。
科技公司需要算力，算力需要數據中心，數據中心需要土地與能源，而當這條產業鏈最後落到某一個具體地方時，問題便不再只是「AI好不好」，而是：誰得到利益？誰承擔成本？又由誰決定兩者如何分配？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科技問題，而是一個治理問題。
我們是不是把「科技進步」想得太簡單？
這也令我重新思考，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科技進步」究竟是甚麼。
我們很容易把進步理解成一條不斷向上的直線：模型更強、晶片更快、投資更多、生產力提高、GDP增加，因此社會自然會變得更好。
但歷史其實一直提醒我們，科技能否提升整體生產力，與科技所創造的利益如何分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一項新技術可以創造非常巨大的總體經濟價值，同時令部分職業消失、某些土地改變用途，或者令基礎建設成本集中到某些社區。這並不能簡單證明科技是好還是壞，而是提醒我們，真正值得討論的從來不只是「要不要進步」，而是我們選擇以甚麼方式進步，以及誰有權參與這個選擇。
Porter在文章中把今天的AI放進更長的工業化歷史來觀察。他指出，過去的機械化同樣沒有先取得每一名農民的同意，十九世紀英國的Luddites，也不可能要求把蒸汽織布機交由全民公投。
但今天與十九世紀不同的地方，是我們已經經歷過工業革命、自動化、全球化以及互聯網革命，也因此更加明白：一項技術創造巨大財富，並不代表每一個受到它影響的人都會自然分享這些財富。
所以今天的人會問更多問題。
這未必代表社會變得反科技，也可能代表社會開始要求科技進步提供一張更加完整的資產負債表。
從投資角度來看，我覺得這才是整組報導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們分析AI數據中心，通常會研究GPU數量、PUE、電價、土地成本、電網容量、融資成本、租戶信用、資本開支和IRR。這些當然全部重要，但未來另一項愈來愈重要的資產，可能叫做 Social Licence to Operate——社會營運許可。
一家公司取得土地、環評、建築和電力等法律上的批准，只代表它在法律上可以興建；但居民是否認為這個項目公平、透明，自己是否真正參與過決策，以及地方社會是否相信自己能夠分享到項目創造的利益，則決定了它能否長期獲得社會接受。
Legal licence與social licence，並不是同一回事。
如果我是投資者，在評估未來的AI基建項目時，我不會再只看伺服器、電價與IRR，也會開始把一些過去容易被歸類為「非財務因素」的問題，放回核心盡職調查之中。
社區究竟有沒有真正參與？數據中心增加能源需求之後，電網升級的成本最後由誰承擔？土地取得是否存在爭議？政府提供給企業的優惠，與地方居民得到的利益是否大致對稱？企業所說的「創造數千個工作」，究竟有多少是建築期間的臨時工作，又有多少是數據中心投入營運後仍然存在的長期職位？
這些看起來是ESG問題，但當它們開始轉化成訴訟、示威、審批延誤、融資成本上升甚至項目取消時，它們就不再只是ESG問題。它們全部都会轉化成財務問題。
最昂貴的，可能不是多花的諮詢時間，而是失去信任。
對政府而言，我覺得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地方，是不應該把「加快AI建設」與「公眾參與」理解成兩個互相敵對的選項。
程序透明可能會令一個項目慢一點，環境評估可能需要時間，居民諮詢也可能令原來非常漂亮的工程方案被迫修改。但反過來看，如果一個大型項目在缺乏信任的情況下高速推進，累積下來的政治與社會反彈，最後可能令項目付出更加昂貴的代價。
如果一座大型AI數據中心真的能夠為地方創造長期價值，那麼政府與企業理應有能力把事情說清楚：需要多少電？使用甚麼能源？需要多少水？土地如何取得？環境成本如何控制？政府提供多少優惠？企業繳納多少稅？施工期間創造多少工作？正式營運後又留下多少工作？
真正建立信任的方法，不應該是要求居民先相信一個宏大的科技未來，然後等待利益有一天自然出現。
這也是為甚麼，我愈來愈覺得AI下一階段最大的工程挑戰，可能已經不只是如何建造更大的模型，而是如何建造信任。
Porter的文章最後引用歷史學者Quinn Slobodian的一句話，很適合作為這場討論的註腳：
“The tech barons may not care about democracy, but democracy cares about them.”
中文可以譯作：
「科技巨頭也許不在意民主，但民主卻會在意他們。」
這句說話未必要理解成科技企業與民主制度之間必然存在衝突，我反而覺得它提醒我們另一件事情：當一家科技公司的決定已經足以影響一個地區的土地、能源、就業與生活環境，它便不可能永遠只是一家「科技公司」。
它已經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而基礎設施從來都不只是工程問題。
這一期專題內頁還有另一個很漂亮的標題：
“A people’s reboot?”
我會把它理解成：
「這會是一場由人民啟動的重新開機嗎？」
我很喜歡「reboot」這個字。
因為真正值得期待的reboot，也許並不是把AI關掉重新開機，更不是停止科技發展，而是把我們對「進步」這兩個字的理解重新開機。
AI的發展大概不會因為幾場地方抗議便停止，數據中心亦很可能成為未來十年最重要的基礎建設之一。AI需要算力，算力需要能源，這條路大概還會繼續走下去。
但當科技開始消耗愈來愈多真實世界的土地、能源和資源，它也必然要重新進入真實世界的公共討論。
科技公司可以寫程式，可以訓練模型，可以用數十億美元迅速建造一座數據中心；投資者可以計算IRR，政府可以計算GDP，而工程師可以計算需要多少MW的電力。
但是有一條數學公式，大概沒有任何AI模型可以替我們計算：
我們願意用多少真實世界的資源，交換一個由AI帶來的未來？
這個答案不能只由工程師回答，不能只由企業家回答，不能只由政府回答，也不能只由投資者回答。
因為最終需要住在這個未來裡的，是所有人。
所以，《Guardian Weekly》封面的 “NOT IN MY BACKYARD”，也許不應只被理解成一句拒絕。
它也可以是一條問題：
如果不是我的後院，那麼應該是誰的後院？
如果我們所有人都需要AI，如果所有AI最終都需要土地、能源與基礎建設，那麼真正公平的問題就不應只是「數據中心應該建在哪裡」，而應該進一步追問：它帶來的利益與成本，應該如何分配？
一個成熟的科技社會，不應只有能力問：
「我們能不能做到？」
還應該有制度、有耐性，也有勇氣繼續問：
「我們應不應該這樣做？」
「誰得到好處？」
「誰承擔代價？」
以及最重要的一條：
「受到影響的人，有沒有坐在決策的桌子旁？」
當AI還只存在於螢幕之中，這些問題看起來可能很遙遠。
但當AI真正來到我們的後院，它們便不再只是哲學問題，而是土地問題、能源問題、投資問題，也是治理問題。
或許，這才是AI由虛擬世界走進真實世界之後，我們真正需要面對的下一個課題。
而這些問題，可能比下一個AI模型究竟再聰明多少，更值得我們關心。
資料及延伸閱讀： 2026年10月2日《The Guardian Weekly》「The big story: Datacentres」專題，包括Eduardo Porter的分析、印度Tarluvada大型AI數據中心報導，以及英國North Devon數據中心爭議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