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以為離開香港就會快樂，但「家」原來一直跟著我們
四年前，我從香港搬到台灣。
這幾年間，看過不少談移民的電影，大多圍繞第二代的身份認同，講東西文化衝突、講「我是誰」。
但《今天應該很高興》最打動我的地方，是它沒有講第二代，而是由一位移民第二代導演，回頭凝望父母那一代人的故事。故事還要強調是真人真事改編。
他沒有問「我是加拿大人還是中國人」，而是問：「第一代移民，到底失去了什麼？」
電影借用了達明一派經典歌曲《今天應該很高興》作為片名。三十多年前，潘源良寫的是香港第一次移民潮。歌裡一句句數著那些去了英國、加拿大、澳洲的朋友，在聖誕節幻想大家「今天應該很高興」。
那句「應該」，其實充滿反諷。
今天再看這部電影，我才發現，原來那一代人的故事，和今天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的離散，竟然如此相似。
電影以四位移民加拿大多年的香港人作為主角。
有人努力考牌，希望靠自己重新開始；有人仍然活在昔日歌星身份的光環裡；有人被困在照顧母親的人生；有人看似最成功，住大屋、有地位，最後卻只剩下一間空蕩蕩的房子。
他們移民了三十年，但很多人的人生，其實一直停留在離開香港那一天。
作為四年前移居台灣的香港人，我最深感受不是電影說移民有多辛苦，而是它拍出了那種很難形容的「停滯」。
原來移民，不一定是不斷向前。有時候，移民只是肉身離開了，心卻一直留在舊地方。
電影裡最令我動容的，不是什麼大道理，而是那些「家」的細節。
黃秋生家裡供奉著太太的神位，一間貼著「Keep Out」的房間，兒子多年沒有回來；譚耀文家裡仍然保存著昔日歌手的回憶；李綺虹的小屋狹窄卻充滿生活氣息；楊詩敏每天往返老人院，母親心裡卻始終只掛念那個沒有再出現的兒子。
那些錄影帶、珠簾、卡拉OK、舊家具，都不像道具，更像一個時代被封印在屋裡。肉身移民，靈魂卻留在故鄉。
來到台灣四年，我比電影中的人物幸運得多，沒有語言障礙，也沒有文化上的巨大落差，生活比許多第一代移民容易得多。
但有些東西，其實一樣。
香港的街道、茶餐廳、熟悉的廣東話、從小建立的人際網絡，不會因為搬家四年便自然消失。
有時候看到一首歌、一套電影、一段新聞，仍然會忽然想起以前的香港。
電影讓我想到今天的台灣。想到身邊不少和我一樣，由香港搬來的人。
我們不像上一代那樣要重新學英文、重新找工作，但我們同樣都在問一個問題：
究竟什麼時候，這裡才會真正變成「屋企」？
電影最精彩的，無疑是黃秋生。
Tony看似最成功，英文最好、事業最好、房子最大，努力融入主流社會，甚至刻意說著半鹹淡的英文，希望成為白人眼中的「自己人」。然而最後，他仍然只是那個可以隨時被取代的華人主管。
黃秋生把那種「永遠差一點」演得極細膩。
真正打動我的，是他和那位闖進家中的年輕華裔少年之間的互動。平日兩人用英文交談，直到談起父親、祖父，才慢慢換回廣東話。
語言，在那一刻不只是溝通工具，而是兩代人共同的記憶。也是電影最溫柔的一場戲。
相比之下，我覺得譚耀文那條線完成度最高。
一位過氣歌手，在異地仍然放不下昔日身份。當他和女兒坐在長椅上，分別時仍希望女兒記住自己曾經是一位歌手，那份卑微、自尊與執著，令人心酸。
李綺虹與鮑起靜同樣演得自然，只是角色篇幅略嫌不足；楊詩敏那段交友騙案則稍為流於說教，削弱了人物本來的真實感。
至於電影採用四線平行敘事，我反而覺得有點可惜。
四位主角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彼此偶有擦肩，卻始終沒有真正交會。若然導演願意花更多篇幅深挖其中兩三個人物，而不是平均分配時間，也許角色會更立體。
不過，這些瑕疵並沒有削弱電影真正想說的事。
《今天應該很高興》不是告訴你移民值不值得。
它只是很誠實地告訴你：
移民，從來不是一張機票的距離，而是一生都在重新尋找「家」的過程。
電影最後，我再次想起達明一派那首歌。
當年潘源良寫的是朋友散落世界各地，只能幻想彼此仍在眼前。
今天，我們不用再寫聖誕卡，不用等越洋電話，一個 WhatsApp、一個視像通話，就可以聯絡彼此。
科技讓距離變短了。但離散，沒有因此減少。
作為四年前移居台灣的香港人，有時我都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真正安頓下來。
只是看完《今天應該很高興》，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原來「家」從來不是一個地方，而是我們一段願意一直帶著走的記憶。
電影沒有給答案。
卻讓每一個離開香港的人，都找到一點自己的影子。
也許，這就是它最動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