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2002年-2026作為觀察期，並按歐洲各國本幣計算公共債務總額，圖表呈現出極為懸殊的走勢：
英國公共債務累計增加約801%，美國增加557%，法國增加285%，德國增加125%，瑞士則減少約37%。
二十多年來，這些國家都先後經歷全球金融危機、疫情、能源價格衝擊及地緣政治動盪，面對的外部環境雖不完全相同，卻有相當多的共同挑戰。
然而，各國債務最終走上截然不同的軌道，說明財政結果不只是危機造成的，也是制度、政治取捨與長期治理能力共同累積的結果。
最直觀的解讀，是部分政府花得太多；但若分析止於此，便忽略了圖表真正值得思考的地方。
面對經濟衰退，政府透過舉債穩定就業、救助企業及支持民生，本身未必錯誤，關鍵在於危機過後能否重新建立財政空間。如果刺激措施只在經濟下行時增加，景氣復甦後卻因政治阻力而難以削減，臨時支出便會逐漸固化，赤字也會由應急工具演變成日常運作模式。久而久之，政府不是偶爾借債渡過難關，而是需要持續借新債維持既有承諾。
瑞士的經驗因此特別值得留意。
瑞士於2003年正式實施寫入憲法的「債務煞車」制度，要求政府按照經濟週期調整開支上限：衰退時可以容許赤字，經濟正常或較強時則須累積盈餘，令預算在整個週期內大致保持平衡。這套制度並不是要求政府每年機械式削支，更不是否定危機期間的公共支出，而是限制政府長期把非常措施常態化。從這個角度看，圖表所反映的不只是五個國家的債務排名，更像是一次跨越二十多年的制度壓力測試：有明確財政約束的政府與主要依賴政治酌情決定的政府，在多次危機之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債務路徑。
不過，這張圖不能被誤讀為一份完整的財政健康排行榜。圖中比較的是以本幣計算的名義債務總額，並非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也未充分反映人口、經濟規模、通脹、匯率、政府資產以及各國公共債務統計口徑的差異。
名義經濟增長較快或通脹較高的國家，即使債務金額大幅增加，償債能力也不一定按相同比例惡化；相反，債務升幅較低的國家，如果經濟長期停滯，也未必代表財政狀況更加穩健。因此，圖表適合用來觀察債務累積速度，卻不能取代債務佔GDP、利息支出佔財政收入、平均到期年期及本幣融資能力等指標。
然而，名義數字也不能因為存在上述限制便被忽視。政府或許習慣用「債務佔GDP」討論可持續性，但債券持有人最終收到的不是一個比率，而是實際貨幣。當債務本金不斷擴大，舊有低息債券陸續到期並以較高利率再融資，利息支出便可能比債務總額增長得更快。
以美國為例，2025年的聯邦債務利息支出已接近一萬億美元；真正的風險並非政府突然無力還款，而是利息逐步擠壓國防、醫療、基建及社會保障等政策空間，使財政預算愈來愈像一張被過去承諾鎖定的賬單。
公共債務的核心算式其實不複雜：只要政府債務的平均利率長期高於名義經濟增長率，而基本財政又持續錄得赤字，債務負擔便容易自行膨脹。政府可以透過削減開支、增加稅收或提高生產力改善分子與分母，但這些方案均涉及即時而明顯的政治代價。相比之下，讓通脹推高名義GDP、維持利率低於通脹，或透過監管引導金融機構持有政府債券，往往是較不容易被察覺的調整方式。這就是所謂的「金融抑制」：政府沒有公開違約，債權人的購買力卻在負實質利率下逐步被轉移。
這並不代表所有高債務國家最終都必然依靠通脹解決問題，而是說當政治制度無法控制債務增長，政策選擇便會愈來愈受限。削支會引起反彈，加稅會影響選票，債務重組會破壞信用，通脹因而容易成為阻力相對較小的出口。對投資者而言，真正需要關注的也不只是政府會否按時還本付息，而是收回來的貨幣還剩下多少購買力。
英國、美國、法國、德國與瑞士之間的差距，最終帶出一個比債務升幅更重要的問題：政府能否在危機來臨時果斷借貸，也能在危機過後主動收回財政承諾？
一個成熟的財政制度，不是完全禁止政府舉債，而是讓政府在需要時有能力借、在環境改善時有規則地還。債務可以是跨越危機的橋樑，但如果沒有清晰的出口，它也會逐漸變成限制下一代選擇的圍牆。
債務是制度選擇的累積結果, 而香港明顯作出了清𥇦的選擇。
資料來源：TradingView、Kacper Piotr Kaminski；圖表為按本幣計算的名義公共債務變化，閱讀時須留意各國統計口徑及基期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