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書店成為紅線的前線：香港書商風波背後的三重訊號
在資訊可以瞬間跨越國界的年代，一本實體書究竟可以構成多大的安全威脅？電子文本能夠被複製、轉傳及儲存在境外伺服器，即使某間書店停止營業，相關內容也不會因此從網絡消失。正因如此，香港當局持續針對實體書店採取行動，其目的可能不只在於阻止某些書籍流通，而在於透過看得見的執法過程，向社會傳遞更廣泛的政治訊號。
《經濟學人》2026年8月1日出版的期刊，以〈The curious, never-ending crackdown on Hong Kong’s booksellers〉為題，中文可譯為：「香港書商所面對那場令人費解、彷彿永不終止的打壓。」
報道的網頁版本刊於7月30日，其副題〈A case of national-security theatre〉則可譯作：「一場國家安全政治劇場的案例。」這種形容並不是說相關執法沒有法律後果，而是認為行動本身兼具公開展示、震懾及政治表態的功能。
報道以2026年7月15日旺角書店「Have a Nice Stay」遭搜查的場面開始。執法人員帶走的物品數量似乎超出原先預期，需要以多個膠箱搬運，最後一批物品甚至要放入行李箱帶走。物品運走後，一名身穿印有「我是書店店員」字句T恤的女子亦被帶離現場。
這個畫面帶有某種象徵意味：被檢視的不只是書籍內容，連書店工作者的身分也成為執法場景的一部分。
《經濟學人》指出，這次搜查是香港政府自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針對被指出售煽動性刊物書店的一連串行動之一，而且並非當日唯一一次相關行動。在附近的田園書屋，半掩的鐵閘外亦有便衣警員駐守。（在7月15日田園書店亦有店員被捕）。
報道稱，截至文章刊出時，2026年內至少已有11名書商被捕。
這類行動之所以令人產生疑問，是因為具爭議性的書籍與文章早已大量存在於網絡。即使執法部門從書店取走所有紙本，讀者仍有可能透過社交媒體、電子書、境外網站或私人通訊渠道接觸相關內容。如果目標單純是阻止資訊傳播，針對實體書店並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然而，如果目標是製造可以被公眾看見的警示，書店便具有網絡內容所欠缺的象徵價值。
書店是一個有地址、有店主、有員工，也有固定讀者群的公共空間。留下書舍作為香港的獨立書店，不只是一個售賣書籍的零售場所，也是讀者接觸不同作品、觀點與文化記憶的空間。當執法行動發生在這種具體場所，它所產生的影響便不會停留在被帶走的書本，而會擴散至出版商、零售商、作者、活動主辦者及普通讀者。
政府沒有公開說明哪些書籍必然違法，書商便難以判斷甚麼可以出售、甚麼需要下架，也無法確認一本過去可以公開流通的書籍，日後會否因政治環境改變而產生風險。留下書舍在搜查前一天宣布結業時，便曾表示無法掌握政府紅線的具體位置。
法律界線愈不明確，市場參與者便愈傾向採取最保守的做法。書店可能停止售賣任何涉及政治、歷史或社會運動的書籍，出版商可能放棄本來合法但具有爭議性的選題，活動場地亦可能拒絕舉辦無法預計風險的講座。這種預防性的自我約束，往往比逐一列出禁書更廣泛，因為每一個參與者都會自行把安全界線推得更遠。
《經濟學人》認為，這場圍繞文字與書店的行動，主要面向三類受眾。第一類是書店經營者及其顧客，尤其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成立、曾舉辦相關活動或售賣運動紀念品的店舖。
位於新蒲崗的2樓英文書店Bleak House Books創辦人Albert Wan認為，當局希望「suppres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what happened」，中文可譯為「壓抑人們對已發生事情的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並不是一份可以被集中銷毀的檔案，它存在於書籍、照片、口述經歷、紀念品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之中。
實體書店之所以敏感，不一定因為某一本書能夠立即引發政治行動，而是書店為分散的記憶提供了相遇的地方。只要這些空間仍然存在，社會對過去事件的理解便不完全由官方敘事所決定。
第二類受眾是一般香港市民。
中共政治人物鮑彤之子、學者及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創辦人及出版人鮑樸認為，相關行動是一種「exercise of hard power」，中文可以譯為「硬權力的展示」。
按照這種理解，執法針對的不只是書籍，也包括社會仍然可能存在的抵抗意識；當市民看見書店被搜查、書商被捕及貨物被帶走，便會接收到哪些人物、行為和記憶可能被視為風險的訊號。
這種訊號並不需要每個人都直接受到調查才會產生作用。只要少數高調個案獲得廣泛報道，其他人便會重新評估自己的言論、閱讀選擇和公共參與。從管治角度看，公開執法的震懾範圍可能遠大於被捕或被搜查的人數；但從社會角度看，長期結果則可能是公共討論收縮，人們不再確定哪些話題可以安全地提出。
第三類受眾是更高層的權力中心。報道指出，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已在國家安全領域投入約180億港元。當一個政策領域獲得大量資源，相關部門自然面對展示工作成果及證明威脅仍然存在的制度壓力。執法行動因而不只面向被調查者，也可能同時向政治領導層顯示，國安機制仍在積極運作。
文章又引述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前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於7月14日的說法，指國家安全風險明顯上升，並主張強化執行機制。從《經濟學人》的分析角度看，香港當局需要回應北京對安全風險的關注，這也可以解釋為甚麼在網絡資訊早已難以完全封鎖的情況下，針對實體書店的行動仍然持續。
問題在於，當國家安全的界線欠缺足夠清晰的公開說明，執法成效便很難以一般政策標準衡量。一本書被取走後，究竟減少了甚麼具體風險？一間書店停止營業後，社會是否因此變得更安全？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可以驗證的答案，行動便容易由風險管理變成對政治忠誠的展示。
書店風波的影響也不只限於言論和出版領域，還會延伸至香港的營商環境。企業評估一個城市時，除了考慮稅率、金融制度和交通，也會觀察法律能否提供可預測的行為界線。即使外資企業本身不經營政治書籍，它們仍會關心廣告、研究報告、數據、員工言論和內部培訓材料會否因環境轉變而產生新的合規風險。
可預測性是國際商業中心最重要的無形資產之一。政府可以制定嚴格規則，但市場仍需要知道規則的內容、適用方式和申訴渠道；如果參與者只能從零散的執法個案推測紅線，便會把更多時間和資源投入法律審查，也可能把部分業務及人才轉移到界線較清楚的司法管轄區。這種成本未必會立即反映在任何單一經濟數據上，卻會逐漸改變城市的文化吸引力及風險溢價。
香港曾經以中西文化交匯、資訊自由流動及出版市場多元而建立獨特地位。書店規模雖小，卻是這種城市性格的一部分，因為它讓不同觀點可以在同一個商業空間中出現。當書店需要先猜測某本書會否越過一條未被清楚標示的界線，失去的不只是若干書目，也包括城市容納複雜討論的能力。
從公共政策角度而言，政府若認為某些刊物確實構成具體安全風險，便應盡可能提供清楚、可理解及可覆核的法律準則。公開列明判斷原則、說明執法理據，並提供有效的司法覆核及申訴途徑，不但可以保障書商，也能避免一般文化與商業活動因過度猜測而全面收縮。清晰規則不代表政府放棄執法，而是讓安全政策不必依靠不確定性維持震懾。
出版及文化界亦需要思考如何保存香港的閱讀生態。數碼典藏、海外出版、圖書館合作和口述歷史可以降低文化記錄因個別店舖結業而消失的風險，但線上保存不能完全取代實體空間。書店的價值不只在於存放內容，也在於讓讀者相遇、讓新作者被發現，以及讓一座城市保留公開思考的場所。
這場持續多年的書店風波，最值得注意的並不是任何一本被帶走的書，而是社會如何在不確定的紅線之間重新調整自己的行為。當書商開始減少選書、作者避開題材、讀者不再詢問，執法便不需要經常出現，因為不確定性本身已經成為一種管理工具。實體書店看似只是城市角落的一門小生意，實際上卻反映一個社會如何處理記憶、異議、法律界線與權力展示。
一本書未必能夠改變一個政權，一間書店也未必能夠動搖國家安全，但它們可以保存另一種理解世界的方法。當書店成為紅線的前線，真正受到考驗的不只是出版自由，而是香港能否在強調安全的同時，仍然維持清晰法律、文化多元及國際城市所需要的制度信任。這場《經濟學人》所形容的「政治劇場」會演出多久，最終取決於安全能否由一個不斷展示的政治概念，重新變成一套具有明確邊界、可以被檢視的公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