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財富基金過去往往令人聯想到石油出口國、新加坡等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經濟體，因為這些國家需要把資源收入或財政盈餘轉化為長期資產，為下一代保存財富。
然而，近年愈來愈多西方國家也開始成立由政府支持的投資工具，希望振興本地製造業、加快人工智能及潔淨能源發展，並讓國民分享新興產業所創造的回報。
當加拿大、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繼走上這條道路，美國是否也應該擁有自己的主權財富基金，便從一個看似遙遠的構想，逐漸變成跨越黨派的政策議題。最新的財經政策議題：美國是否應該擁有主權財富基金？
《Bloomberg Businessweek》2026年8月2日出版的分析文章，由Brad Stone撰寫，題為〈Let a US Sovereign Wealth Fund Bloom〉，文章討論的不只是應否成立一隻大型基金，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能否在缺乏財政盈餘、政治高度兩極化，以及科技監管仍未成熟的環境下，成為一名稱職而可信的長期投資者。
西方國家對政府持有企業股權的態度正在改變。
過去的美國經濟政策強調市場主導，政府的角色主要是制定規則、徵稅、借貸和提供公共開支，直接投資或持有私人企業通常被視為對市場的干預。
如今，半導體、稀土、量子運算、人工智能和潔淨能源都被視為國家安全與經濟競爭力的一部分，政府不再滿足於只提供補貼，而是希望透過持股分享企業成長的成果。
史丹福長期投資研究計劃執行董事Ashby Monk形容主權基金的政治吸引力時說：「The tool is everywhere, and it connects the left and the right.」
「這項工具正在各地出現，而且它把左翼與右翼連結起來。」保守派可以把主權基金視為建立供應鏈、保護國家安全與振興製造業的工具，進步派則可以把它理解為讓公眾分享科技與資本收益的制度，因此雙方雖然出發點不同，卻可能支持同一個政策框架。
這種轉變也意味著國家的經濟角色正在重新定位。Monk把它概括為政府逐漸成為「owner, investor and capital allocator」
「所有者、投資者與資本配置者」。
當國家不只是監管企業，還直接持有企業股份，政府便可以在企業成功時獲得股息與資本增值，並把收益重新投入公共服務、產業發展或國民福利。
這個構想聽來合理，但也令政府同時成為裁判與參賽者，帶來一系列過去較少出現的利益衝突。
特朗普政府是美國近年最積極提出主權財富基金構想的一方。
特朗普在2025年2月簽署行政命令，要求研究成立基金，目標是更有效地管理國家財富，並讓美國公民從中受益。
然而，行政命令並沒有清楚交代基金由誰管理、初始資本從何而來、投資目標如何排列，以及投資所得最終應由誰分享。這些問題不是執行細節，而是決定基金能否運作及取得公眾信任的核心。
美國與挪威、中東產油國或新加坡的情況不同。傳統主權財富基金通常由石油收入、長期財政盈餘、外匯儲備或國有資產出售所得建立，但美國長年錄得財政赤字，政府沒有一筆可以自然轉入基金的閒置資金。特朗普政府曾考慮把字節跳動出售TikTok美國業務所得，或者關稅收入用作基金資本，但截至報道刊出時，兩個構想都未能落實。
缺乏明確資金來源，並沒有阻止美國政府逐步進入產業投資領域。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已透過不同安排投資晶片製造商、稀土礦業及量子運算企業，但這些交易的股權結構、政策目標及回報要求並不一致。零散投資雖然能夠應付個別危機，卻未必能夠形成一套可持續的國家資本策略；如果沒有統一的風險標準和退出機制，主權基金很容易變成由政治需要推動的投資集合。
目前最受注目的構想，是由政府持有OpenAI、Anthropic等高估值人工智能企業的股份。相關主張得到特朗普政府部分人士的關注，也得到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斯等政府批評者的支持。
支持者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建立在大量公共研究、社會知識、網絡內容及全民數據之上，最終收益不應只由科技公司創辦人、員工與少數風險投資者分享。
據文章引述《金融時報》的報道，OpenAI行政總裁Sam Altman曾提出，美國政府可以持有公司約5%的股份，讓公民分享企業增值，同時為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就業衝擊提供某種財務對沖。桑德斯的方案更加進取，建議主權基金持有主要人工智能企業一半股權，再把每年約5%的股息直接派發給公民。兩者的比例與治理安排雖然差距甚大，背後卻有一個共同問題：如果人工智能大幅改變勞動市場，國民能否同時成為技術進步的資本受益者，而不只是被取代或重新分配的勞動者？
這種「全民持股」概念有其吸引力。
人工智能企業一旦成為下一代經濟基礎設施，其盈利可能高度集中，而由國家持有部分股權，至少可以把部分財富轉化為教育、再培訓、醫療、基礎建設或全民股息。如果就業市場確實因自動化而受到衝擊，基金收益也可以成為社會轉型的緩衝，而不是等到問題出現後才依靠額外徵稅補救。
主權財富基金還可以減少政府在危機期間只承擔成本、無法分享復蘇收益的不公平。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需要動用公共資金支援大型銀行；在新冠疫情期間，政府亦要補貼醫療物資和重要供應鏈。如果國家平時已持有部分關鍵企業，公共資金在危機中支持產業後，納稅人便有機會從企業復蘇中取得回報，而不只是替私人股東承擔下行風險。
基金亦可能成為補強戰略供應鏈的耐心資本。半導體工廠、稀土提煉、醫療防護物資及先進能源項目往往需要龐大初始投資，而且回收期很長，私人投資者未必願意獨自承擔風險。由國家基金投入長期資本，可以降低企業在經濟週期低谷中斷投資的可能，也能避免國家在危機發生後才發現關鍵物資完全依賴外國供應。
世界各地已有不少可供參考的案例。文章列出的資料顯示，挪威政府全球養老基金資產約為2.05萬億美元，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相關投資資產約1.95萬億美元，中國投資公司約1.57萬億美元，阿布扎比投資局約1.13萬億美元，科威特投資局則約1.07萬億美元。此外，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資基金管理超過9,000億美元，新加坡淡馬錫的規模則約為5,000億美元。這些基金不僅追求投資回報，也被用來推動產業、吸引企業及分散國家經濟風險。
不過，這些國家的經驗不能直接複製到美國。主權基金需要一支具有長期投資經驗的專業團隊，並必須與政府日常政治保持足夠距離；如果每次政黨輪替都改變投資方向，基金便難以建立穩定策略。
事實上，美國部分州政府退休基金過去曾隨着政治風向，在支持與反對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投資之間擺動，正好顯示公共資金很容易被文化戰與黨派競爭牽引。
主權基金最大的風險，不一定是投資虧損，而是投資決策被政治目的支配。政府可能要求基金拯救具有選舉價值但缺乏競爭力的企業，也可能為了照顧特定州份、工會或政治捐助者，把資金投入回報欠佳的項目。當投資失敗時，政府又可能以國家安全或產業政策作為理由，令外界難以判斷它究竟是可以接受的長期風險，還是缺乏問責的資源錯配。
政府持有科技公司股份，還會製造明顯的監管利益衝突。如果國家因為持有OpenAI或Anthropic股份而分享企業盈利，國會與監管機構在制定人工智能安全、競爭、私隱和勞工保障規則時，便可能不自覺地顧慮投資價值。原本應該約束企業的政府，可能因為同時成為股東而不願採取降低估值或拖慢增長的措施。
這種衝突也可能反過來損害被投資企業。其他私人投資者可能擔心，政府持股意味企業需要承擔額外政策任務，或者在政黨輪替後受到新的政治壓力，因此不願與國家共同投資。企業管理層亦可能利用政府股東的身分，爭取較寬鬆的規管或阻止競爭者進入市場。當國家資本與私人企業的利益過度交織，市場競爭與公共監管都可能受到扭曲。
美國如果真的成立主權財富基金，第一步不應是決定買入哪一家人工智能公司，而是先回答基金為甚麼存在。它究竟以財務回報為主要目標，還是以供應鏈安全、就業、區域發展和科技領先為首要任務？當不同目標出現衝突時，誰有權作出取捨，虧損又應由誰負責？如果這些問題沒有在基金成立前寫入清晰制度，任何成功投資都可能被政治人物邀功，任何失敗投資則可能由納稅人承擔。
資金來源同樣需要透明而穩定。以關稅收入支持基金，看似讓外國商品替美國投資未來，實際上關稅成本往往會部分轉嫁給本地進口商、企業及消費者。依靠出售TikTok等單一交易則缺乏持續性，也容易把國家安全決策與財政利益混在一起。較穩健的安排應該清楚界定資本來自國有資產、特定資源收入、專項稅收，還是經國會批准的長期撥款，避免基金變成繞過正常預算程序的影子財政工具。
在治理方面，基金需要獨立董事會、專業管理團隊、明確投資授權，以及定期接受國會和公眾審計。所有重大持股、利益衝突、管理費用及投資表現都應透明披露，財務回報與政策回報亦應分開計算。基金可以承擔較長的投資週期，卻不能因為追求國家戰略而免於問責；相反，正因為它使用公共資本，更需要讓公眾知道每一項投資的目的及代價。
文章最終提出的疑問十分尖銳：爭議的重點或許已經不是美國應否設立主權財富基金，而是美國的政治制度是否已經準備好管理它。主權基金本身只是一項工具，它可以讓全民分享科技增值，也可以變成政府扶植盟友、干預企業和獎勵政治支持者的龐大資金池。工具的好壞，最終取決於使用它的制度是否具備清晰目標、專業能力、政治節制與長期信譽。
美國擁有全球最深厚的資本市場、最活躍的科技企業，以及極具規模的公共資產，如果能夠建立一套獨立而透明的投資制度，主權基金確實可能把部分國家優勢轉化為全民財富。然而，在政治高度兩極化、財政長期赤字，以及政府與科技企業關係日益複雜的背景下，倉促成立基金的風險同樣巨大。與其先決定基金應該購買哪些明星企業，美國更需要先證明，公共資本不會隨着選舉、捐款與政治風向被任意擺布。
人工智能時代最值得討論的問題，並不是國家應否成為投資者，而是科技進步所創造的財富能否更廣泛地回到社會。主權財富基金可能是其中一個答案，但它絕不是制度不足的捷徑。如果缺乏獨立治理，再漂亮的「全民持股」理想也可能淪為政治投資；如果治理結構足夠成熟，它才有機會成為連接科技成長、國家戰略與公共利益的一座長期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