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風水不是問題，市長為自己「趨吉避凶」亂用公帑才是問題
這篇文章的起點是《經濟學人》一篇有趣的文章，但也最難讀，因為全篇用數據、計量方法和經濟學語言，研究一個極不「科學」的題目：風水。
平日談風水，大家想到的通常是住宅朝向、辦公室擺設、祖墳位置，或者某個方位是否有利；
這篇文章卻追問另一個問題：如果相信風水的人掌握公共資源，他的個人信念會否改變一個地方的投資與經濟發展？文章不少內容其實是引述一份研究報告，直接找報告來看看。沒有想到整篇論文有82頁，所以這篇隨筆已經非常精簡了。
在大數據年代，要把這個問題轉化為可以分析的資料，其實比想像中容易。只要知道一個人的出生年月日，便可以按照傳統命理系統，推算出所謂有利或不利方位。
研究人員Justin Jihao Hong與Yuheng Zhao蒐集2000至2018年間中國主要城市市長的公開資料，再請專業命理人士根據市長的出生時間，判斷每個人的忌諱方向，然後把這些方向與市長轄下不同縣區的地理位置、政府投資及經濟表現連接起來。
這套研究方法最巧妙之處，是中國主要城市的市長的出生時間與轄下縣區位於哪個方向，原則上應該沒有直接經濟關係。
換句話說，一個縣位於某位市長管理範圍的的「不利方位」，本來只是一種命理判斷；如果這些縣在該名市長任內獲得較少公共投資、經濟表現也較差，便值得追問官員的個人信念是否已經進入公共決策。
研究結果果然發現一個很有意思、也令人不安的現象。在其他條件相若的情況下，位於市長不利方位的縣區，GDP平均低約2%；
《經濟學人》引述的估算約為2.3%，主要是報告的覆蓋更加大面積，但差距相對不大。
差距並不只是統計上的巧合：這些地區得到的政策支持及公共投資較少，企業進入數量下降約6%，留在當地的企業生產率低約4%，居民亦有遷離現象。當相關市長卸任後，被忽略地區通常需要約三年，經濟表現才可以逐步追上。
這條因果鏈雖然不合理，但其實很容易理解。
市長認為某個方向不利，便減少投放道路、公共設施、產業園區和招商資源；企業看到基建與政策支持不足，自然降低投資意欲，甚至把業務搬到其他地方；就業機會減少後，居民亦會跟着流失。
到最後，原本只是市長心中的「不吉利」，透過公共資源分配變成真正的經濟落後。風水不是預測了結果，而是官員利用權力把預測變成結果。
研究人員估算，這類「非事實信念」在過去二十年間，可能令中國每年損失至少約0.1%的GDP。0.1%看起來不算驚人，但放在中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內，已經是相當可觀的產出；更重要的是，這些損失並非來自技術不足、金融危機或外部制裁，而是資本、土地和政策被刻意避開了原本可能產生更高回報的地方。這可以說是一種由整個社會承擔的「迷信稅」。
文章列出的具體例子，更能說明問題並非停留在抽象研究。
2014年，安徽淮南一名官員據報因為一座正在興建的五星級酒店妨礙其風水，竟把酒店炸毀；
2015年，廣東一名官員被指從村民手中取得土地，為自己與家人興建風水較好的墓地。
中央紀律檢查部門亦曾批評部分官員使用公帑調整辦公大樓方向、聘請風水師及購買護身物。這些可能是較極端的個案，卻揭示個人信念一旦缺乏制度約束，便可以直接侵入土地、預算和行政權力。
自己曾經長期在中國大陸、台灣與香港生活和工作，對三地面對風水的態度，也有一些個人觀察。
三個地方都有人相信風水，差別未必在於誰比較迷信，而在於大家如何公開表達，以及風水與社會制度之間保持甚麼關係。
在香港，風水早已高度商業化和日常化。
大型企業、地產商、商場、銀行以至街坊小店，都可能在選址、開業、裝修和辦公室擺設時諮詢風水意見。傳媒公開報道流年運勢，企業活動亦不避諱談吉日與方位。相信的人光明正大地相信，不相信的人也可以一笑置之；它比較像一種商業文化與風險心理工具，社會對此早已習以為常。
台灣的風水則更多地與民間信仰及生活習慣結合。買房、裝修、開店、安神位或安排祖先牌位時，不少家庭都會請老師看看格局和方向。
風水與拜拜、廟宇、道教儀式及民間習俗彼此交織，存在方式自然，也不需要刻意隱藏。很多人未必完全相信，卻仍會覺得「做一下比較安心」，反映它既是信仰，也是一套處理人生不確定性的習慣。
相對於香港及台灣的光明正大，中國的情況更矛盾。
過去的政治運動曾把風水及其他傳統習俗歸入封建迷信，官方論述至今仍強調破除迷信；但在民間、商界、房地產市場，以至部分官員之間，改運、擇日、選址及祖墳風水仍然在檯面下流行。近年傳統文化重新受到重視，年輕人也會在網上討論命理與運勢，只是官方身份愈高，往往愈不方便公開承認。
真正的諷刺也正在這裏。香港和台灣的人可以公開說自己相信或不相信，後果主要由個人承擔；中國大陸部分官員則一方面在制度上宣揚破除迷信，另一方面私下依賴風水作出決定，甚至把個人忌諱轉化為公帑投放、土地使用與城市發展方向。嘴上否定風水，實際上卻讓風水支配公共資源，問題便不再是信仰，而是權力與責任的不對稱。
我並不認為相信風水本身有甚麼原罪。
面對前途、健康、生意和政治命運的不確定性，人總會尋找一套可以提供秩序感的解釋。有人相信風水，有人相信星座，有人迷信成功人士的經驗，也有人把經濟模型視為不會犯錯的真理。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倚賴理性時刻，差別只在於犯錯的成本由誰承擔。
一個普通人調整睡床或辦公桌方向，即使沒有作用，成本主要由自己支付；一名企業家根據風水決定店舖位置，判斷錯誤也首先由股東與經營者承受。但政府官員若因為個人出生年月和方位偏好，決定哪個縣得到道路、土地與招商資源，代價便由沒有參與這套信仰的企業和居民共同承擔。私人信念可以受到尊重，公共決策卻必須接受證據、程序和問責的約束。
研究還發現，較健全的制度環境可以減輕官員個人偏見造成的經濟損失，運動式思想教育的效果反而有限。
這個結論很合理：要求官員不要迷信，只是一句口號；建立透明預算、集體審批、投資效益評估、外部審計及責任追究，才能阻止任何個人偏好直接操控公共資源。制度存在的目的，本來就不是假設每一位掌權者都完全理性，而是在他不理性時，把損失限制在最小範圍。
當然，這仍是一份工作論文，不能把2.3%當成永遠不變的精確答案。市長是否真正相信風水難以直接觀察，出生資料、命理分類、地方GDP及公共投資數據也可能存在誤差。
研究雖然利用同一城市內的方位差異和官員更替加強因果推斷，仍未必能完全排除交通、地形或歷史發展等其他因素。因此，這項研究最重要的價值未必是證明每一位市長都迷信，而是讓我們看見：領導者無法公開說明的主觀信念，也可以留下可被數據捕捉的經濟痕跡。
風水是否準確，可以繼續爭論；但公共資源應否按照風水分配，答案其實十分清楚。
城市發展不能由一名官員的吉凶方位決定，因為道路建在哪裏、企業能否獲得支持，以及哪一個社區被長期忽略，影響的是千萬人的生活。
真正需要「擺正位置」的，未必是辦公室的門、鏡子或桌子，而是私人信念與公共權力之間的界線。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及Justin Jihao Hong、Yuheng Zhao的IED Working Paper No. 419。研究目前屬工作論文，相關數字與結論仍可能在同行評審及後續修訂中調整。文中對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的比較，主要來自個人生活與工作觀察，沒有任何代表性。（經歷過撰寫博士論文，及要和指導教授及學校多番討論之後，不知道有沒有增長了知識，但至少學了點這種界定責任的文字描述。）
提及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