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人語

花千樹謝幕以後

一九九九年，當年我出任《經濟一週》社長。那一年，在調動公司內部資源後，我創辦了經要文化出版。到了二千年，我們每月已能出版二至五本書；二〇〇一年，全年出版的書籍更超過一百本。
那是一段香港出版業仍然充滿想像的日子。編輯、作者和出版人都相信，一本書可以慢慢找到它的讀者，一間出版社也可以憑着耐性與眼光，在城市裏扎根。
同樣在一九九九年，花千樹出版社成立了。
「花千樹」這個名字很美，取自辛棄疾詞中的「東風夜放花千樹」。多年以後再回望，這名字也像一個預言：一本本書如花開放，在香港的文化夜空中亮起微光。即使不喧鬧，也足以照見一個時代。
花千樹的成立，源於一段深厚的友情。香港本土作家舒巷城於一九九九年離世後，他的摯友、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與夫人王陳月明女士悉心整理其遺作，並交由花千樹重新校訂出版，讓這位作家的文字得以延續。
舒巷城原名王深泉，一生以香港為家，也以香港為書寫的中心。他筆下的西灣河、筲箕灣，不只是地圖上的街區，而是由街坊、講古佬、包租婆、漁民和無數小人物共同組成的家園。他寫生活的艱難，也寫人在困苦中的溫厚；他不刻意歌頌這座城市，卻讓我們從一個個尋常人物身上，看見香港最真實的面貌。
《太陽下山了》寫一九四七年的西灣河，透過少年林江的眼睛，記下戰後街坊的悲歡離合；《白蘭花》把愛情放進香港淪陷的亂世，在動盪與匱乏之中，仍留住一縷如白蘭花般幽微而高潔的香氣；《艱苦的行程》則寫戰亂年代知識青年的流離與成長。
至於〈鯉魚門的霧〉、《燈下拾零》和《都市場景》，保存下來的，不只是文學，也是香港曾經有過的街聲、燈影與人情。
因為花千樹，舒巷城筆下那些沉默的小人物沒有被歲月完全帶走。舊區會重建，街道會改名，熟悉的風景也會消失，但只要書頁仍被翻開，他們便仍然生活在那裏。
然而，花千樹所守護的並不只有過去。
出版社以張五常的《經濟解釋》及散文作品奠定基礎，一面承接舒巷城的香港鄉土文學，一面又孕育鄭梓靈的流行愛情小說和馬家輝的文化散文。
它也把閱讀帶到更廣闊的專業領域，出版精神科專科「小鳥醫生」關於ADHD的作品、法醫人類學家李衍蒨的著作，以及臨床心理學家吳崇欣、老人科專家薛詠珊等人的書。
從文學到經濟，從城市文化到精神健康、法醫人類學與老年醫學，花千樹讓專業知識不只停留在專業人士手中，也讓普通讀者可以透過一本書，走進原本陌生的世界。
因此，當我看見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停止運作的消息，一時間竟不知道應該如何形容心裏的感受。五個小時才可以慢慢把感受寫出來。
我最後買過的花千樹書籍，包括馬家輝的《你們：關於這個時代的一些綺麗與崩壞》，以及李衍蒨的《屍骨辯證》和《骨頭會說話》系列。
當時買書，從沒有想過那可能已是自己與一家出版社最後的相遇。我們總以為，喜歡的書可以遲些再買，熟悉的書店下次仍會經過，一直默默做書的出版社，也會一直留在那裏。
可是，原來世上有許多告別，都不會預先通知。
在香港賣書，從來不是容易的事。一本書從構思、撰寫、編輯、校對、設計到印刷，背後是許多人的時間與心血；出版以後，還要等待那個願意把它從書架帶回家的人。在一座步伐急促、空間昂貴的城市裏，願意長年安靜地做書，本身已是一種近乎固執的信念。
花千樹對香港出版業的貢獻，不必誇大，也無法抹去。它保存了一部分香港文學的記憶，也陪伴新一代作者成長；它讓深奧的知識變得親近，讓不同世代的讀者在書頁間相遇。
近年，我們實在經歷了太多道別。
旺角街頭曾經熟悉的書店一間又一間不見了，長年沉默耕耘的出版社也悄然退場。那些我們以為會一直存在的地方，轉過身，便只剩下一個名字、一張舊照片，或書架上幾本已經絕版的書。
出版社可以停下來，書卻不會立刻消失。
每一本仍被珍藏、閱讀和談起的書，都是一點未熄的燈火。或許有一天，當我們再次翻開舒巷城，讀到西灣河的街坊、鯉魚門的霧，或從花千樹出版的某一本書中重新認識這座城市，那棵曾在香港出版夜空盛放的花千樹，便會在文字裏，再開一次。
這大概也是出版最動人的地方：有些告別無法阻止，但曾經被文字照亮的人和事，不會真正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