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2026年9月26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一篇分析中國網絡審查的報道，最令我注意的，報道中，引述幾家中國官方媒體最近竟然先後提醒官員，不要把不同意見都視為威脅。
這些說話如果出現在一般評論文章裏，並不稀奇；但當它們來自《求是》、《中國青年報》及新華社旗下的《半月談》，便值得追問：當局是否開始察覺，過度追求安靜，正在削弱自己理解社會的能力？
報道引述《求是》的說法：「Treating differing voices as floods and terrifying beasts is a fundamental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governance.」（把不同聲音視為洪水猛獸，是對治理本質的根本誤解。）《中國青年報》則指出，把精力花在對付發言者、堵塞表達渠道，結果往往會造成更大的信任危機。《半月談》也批評，有些官員只追求輿論上的沉默，習慣封鎖及刪除帖文，卻沒有真正處理問題。（筆者按：這個應該也包括香港的情況吧）
這些批評觸及了一個簡單卻重要的道理：投訴消失了，不代表引起投訴的事情已經解決。如果官員的主要工作，是令負面消息無法傳播，那麼上級看到的平靜，便可能只是經過篩選的表象。民眾的不滿仍然存在，處理問題的機會卻可能隨着資訊被刪除，一起流失。
不過，《經濟學人》當然沒有把這些官方言論解讀成政治開放。文章的副題說得很清楚：「It doesn’t want free speech, but it does want to know what’s going on.」（它不希望有言論自由，但確實想知道正在發生甚麼。）
按照報道的分析，領導層可能希望調整部分審查做法，讓針對地方施政的意見有機會傳上去，但文章沒有看到鼓勵批評共產黨或最高領導人的跡象。
這裏存在一個難以迴避的矛盾。
領導層需要真實資訊，才能知道地方政府出了甚麼問題，也希望在民怨擴大之前及時介入；但地方官員又可能把負面消息視為仕途風險，因而有動機阻止它們被看見。同一則投訴，對上級可能是需要掌握的治理訊號，對被投訴的官員卻可能是需要迅速消除的麻煩。
報道列出的例子，甚至不是甚麼宏大的政治爭議。有人在地方旅遊部門的社群帳號下，投訴演唱會座位不乾淨，結果帳號遭到封鎖；另一人拍下女子在狹窄道路上，亮出丈夫的執法證件要求讓路的影片，警方卻向拍攝者施壓，要求刪除。
這些事情原本可以透過解釋、調查或改善來處理，但當官員首先想到的是控制傳播，日常糾紛也會演變成公眾對權力是否受到約束的疑問。
文章指出，在習近平執政期間，一些地方曾以實現「零輿情事件」作為評估官員升遷的指標。這種考核方式的問題，是容易把「沒有問題被報出來」當成「沒有問題發生」。如果承認失誤可能損害前途，而壓下消息卻有機會維持良好評價，官員便可能優先處理曝光風險，把真正需要解決的事情放在後面。
因此，即使官方媒體現在提醒不要過度刪帖，地方官員也未必敢輕易改變做法。哪些批評可以保留，哪些說話會被認定為越界，界線仍可能不清楚；一旦判斷錯誤，責任又由執行者承擔。在這種情況下，刪得多一點，往往比容許多一點更令官員感到安心。要改變這種行為，除了發表勸告，也需要調整令他們選擇封鎖資訊的考核與責任安排。
讀到這裏，我又想起2003年在上海的經歷。當年面對沙士，官方說法與街頭感受到的恐慌之間，存在令我難以忘記的落差。這也令我一直覺得，一個社會理解資訊的能力，既取決於民眾能否判斷消息，也取決於真實資訊能否及時流通。當人們無法確定哪些說法可信，便容易在沉默、傳聞與恐慌之間作出反應；而當上級只能收到令人安心的消息，治理本身也會失去判斷的基礎。
我的讀後感是，這篇報道最值得注意的，正是權力開始承認自己也需要聽見不舒服的聲音。可是，如果發言的空間仍然取決於掌權者當下是否需要，那麼民眾就很難確定，今天獲准提出的問題，明天是否仍然可以追問。這種不確定，既會限制表達，也會影響當局最想得到的真實回饋。
刪除一則帖文，可以很快令螢幕恢復安靜；修補一次失誤，卻可能需要調查、承擔責任與改變做法。前者容易成為看得見的工作成果，後者才有機會重建信任。當一個體系把安靜當成治理成績，最需要被聽見的問題，便可能最先消失在視線之內。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Is China easing some online censorship?〉，2026年9月26日刊期；所附圖片標示網上刊出日期為9月24日。文中官方媒體言論與個案依據該刊報道，治理機制的延伸討論為個人讀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