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狂飆之後》的時候，我反覆思考一個問題：當我們習慣了高速增長，是否也容易把支撐增長的條件，當成永遠不會改變的事情？樓價會升、銀行會借錢、政府總有辦法，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信念，既推動過中國經濟，也令不少人低估了奇蹟退潮之後的代價。
Logan Wright的新書《Broken China》，把這個問題重新放到金融體系之中。這本由Polity於2026年9月出版的著作，追問中國經濟奇蹟如何失去動力，以及這個轉變對世界意味著甚麼。
作者是榮鼎諮詢合夥人，負責中國市場研究，曾在北京和香港生活、工作超過二十年，長期關注信貸如何塑造中國經濟。
書中其中一個細節，很有昔日財經記者跑新聞的味道：想向央行官員打聽消息，最方便的地方，是北京百盛二期一樓的星巴克，因為那是距離央行最近的咖啡店。
宏大的經濟決策，往往也留下這些細小的生活座標；而隨著咖啡店消失，一個曾經深信政策可以不斷創造增長的年代，似乎也逐漸遠去。
全書最值得思考的，是把金融體系同時視為中國奇蹟的推手，以及今天增長受困的根源。銀行信貸曾經源源不絕地流向房地產、基建和地方政府，形成投資、就業與收入，再支持下一輪借貸。只要經濟規模不斷擴大，許多低效率項目和財務問題，都可以暫時被增長掩蓋。
然而，借來的錢能否繼續創造足夠回報，才是這套模式能否維持的關鍵。
當新增貸款愈來愈多用來延續舊債、維持低效率機構運作，金融體系雖然仍在放貸，帶動新增投資和收入的能力卻逐漸下降。作者的研究提醒我們，同樣一筆錢，今天能夠換來的經濟活動，已經比過去少了。
這也解釋了，為甚麼去槓桿之後，重新刺激經濟並不等於把舊機器再次開動。銀行可以有資金，企業卻未必找到值得投資的項目；利率可以下降，家庭卻可能更想償還貸款。問題逐漸由「借不到錢」，變成「借了錢之後，還可以做甚麼」。
我認為，這是閱讀本書時最需要掌握的區分：週期性放緩，可以期待需求回升；結構性失速，則需要改變資源分配的方法。
疫情政策、貿易衝突和外部限制當然有影響，但若把所有困難都歸咎於這些衝擊，便容易忽略增長模式本身已經出現的裂縫。
附上的兩張財政圖表，讓這種困境變得更具體。土地出讓收入從高峰回落，稅收未能填補缺口，而按作者研究所採用、涵蓋中央與地方一般預算及政府性基金的合計口徑，2025年財政赤字已達GDP約9%。這不能直接等同於官方通常公布的一般公共預算赤字率，卻提醒我們：地方政府過去依靠土地與借貸維持支出的空間，正在收窄。
於是，「擴大內需」四個字，說起來簡單，落實卻處處涉及取捨。
居民願不願意消費，取決於收入是否穩定、醫療與養老是否有保障，以及對未來是否有信心。榮鼎的相關研究提出，真正提高消費，需要處理城鄉差距、農民工待遇及資源錯配；改革本身也可能在短期內壓低投資與增長。
這正是本書令人不安的地方。要修復金融體系，北京就要承認損失，並決定由銀行、政府、企業還是居民承擔；要增加公共保障，就要回答錢從哪裏來。政策可以延後確認代價，卻很難令代價自行消失。
書中對決策權力集中，以及中國經濟敘事轉變的討論，同樣值得細讀。
當地方與企業的試錯空間收窄，中央判斷的重要性便進一步提高；但外界對中國的理解，卻經常隨著某次政策、市場反彈或外交交鋒，在「即將崩潰」與「再次勝出」之間擺動。新聞需要鮮明的勝負，經濟結構的變化，卻往往緩慢得多。
不過，書名中的「破碎」，也不應讓讀者忽略中國仍然擁有的產業能力、供應鏈及技術人才。宏觀失衡可以長期存在，部分企業與產業仍然可以非常成功。真正需要追問的是，這些成功能否廣泛轉化為家庭收入、公共財政及整體經濟的改善。
對世界而言，這也絕非一個可以隔岸觀火的故事。當內需不足，企業便更依靠海外市場消化產能；但其他國家未必願意長期承受產業與就業調整的壓力。中國愈需要出口，貿易伙伴便可能愈希望降低依賴，內部的經濟失衡，也就逐漸變成外部的政治摩擦。
《Broken China》最有價值的地方，是提供了一個理解「狂飆之後」的框架：一個經濟體可以保留強大的生產能力，金融與財政政策的效力卻同時下降；也可以沒有突然崩塌，卻在漫長的調整中，令企業與家庭逐步失去信心。
奇蹟退潮之後，真正考驗政策的，是如何承認損失、重新分配資源，讓普通人的生活重新獲得改善。畢竟，經濟增長最後應該回答的，始終是人能否過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