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途回魂的城市：香港努力向北靠攏，如何可以重新學會做自己？
——讀《經濟學人》2026年7月2日〈Hong Kong, once a great place to raise and spend money, is halfway back〉有感
若要替近年的香港找一個最貼切的比喻，我會覺得，它未必再只是那個典型的金融城市，也未必還能輕易用「國際都會」四個字概括，而更像是一個剛從重病中醒來的人：呼吸恢復了，脈搏也穩了些，甚至已能重新下床行走，但神情裡仍有疲憊，步伐裡仍帶猶疑，旁人一時之間也很難判斷，這究竟是一次真正的康復，還是一段暫時的回光返照。
《經濟學人》在2026年7月2日這篇關於香港的報導，寫得很有意思。它既沒有把香港寫成一座「已死之城」，也沒有簡單歌頌它「浴火重生」，而是用一種相當克制的語氣提醒讀者：香港確實在回來，但只回來了一半；而這「一半」，恰恰就是今天香港最值得細看的地方。
文章一開始便以一個近乎黑色幽默的場景破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古埃及文物，從木乃伊貓到象形文字，整座城市也跟著這股古埃及熱潮一起玩了起來。地鐵站裡有「法老貓」打卡裝置，遊客可以把自己的名字翻譯成象形文字，連專欄作者也忍不住交代自己名字裡包含了什麼樣的古埃及符號。這個開場看似輕巧，實則很有象徵意味，因為它說明了香港如今的復甦，不再只是依賴交易大廳裡的鐘聲、IPO 排隊表，或者中環寫字樓裡的資本流動，而是開始把希望押注在更廣義的「體驗經濟」與城市敘事上：博物館、演唱會、球賽、文旅活動，甚至一隻憂鬱的壁畫貓，都成了這座城市重新吸引人流、重建情緒與消費的工具。
不過，《經濟學人》很快便把鏡頭從博物館移回香港真正的政治經濟現場。它提醒讀者，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這個計畫，本身就是一個具有政治寓意的禮物。這座博物館的構想在近十年前提出，由中國中央政府支持，用來紀念香港1997年回歸20週年。
若放在以往，許多香港人未必會欣然接受，甚至會反問：這份禮物，誰替我們答應了？但時代變了。文章直言，疫情、2019年後的政治風暴、高利率環境，以及更嚴格的國安法框架，幾乎一起把香港經濟與公共反對力量壓得喘不過氣來。到了今天，香港對北京的態度，已經從過去那種帶著距離感與防備感的「既合作又抗拒」，逐漸轉向一種更務實、也更依賴的「能拿多少支持就拿多少支持」。
《經濟學人》寫道：
“Things are different now. The covid-19 pandemic—sandwiched between a spate of anti-government protests and a spell of high interest rates—kneecapped Hong Kong’s economy. Tough new national-security laws also gutted any public opposition to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Today the city is eager to win any favours it can get from Beijing.”
「如今情況已經不同。夾在一連串反政府抗議與一段高利率時期之間的新冠疫情，幾乎打斷了香港經濟的膝蓋；而更嚴厲的新國安法，也幾乎掏空了任何公開反對內地當局的力量。今天，這座城市渴望爭取來自北京的一切善意與好處。」
這一段非常關鍵，因為它說明了今天香港復甦的底色，並不是一個完全由市場自發推動、由本地信心自然修復的故事，而是一個與內地更緊密綁定、並在這種綁定中尋求新生的故事。這種新生當然有其現實利益。
中央政府近年確實給了香港不少支持，包括允許大型內地企業赴港上市。文章提到，像寧德時代（CATL）與紫金礦業這類大型企業，為香港資本市場重新注入了題材、流量與交易熱度。香港在2025年更重返全球 IPO 集資榜首，對一度被唱衰的香港金融市場而言，無疑是一針強心劑。
文章便很直接地下了判斷：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19, Hong Kong last year topped the global charts for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by value… Hong Kong is once again a great place to raise money.”
「自2019年以來，香港首次在去年按集資額重登全球首次公開招股榜首……香港再次成為一個籌集資金的絕佳地方。」
（註：以下「4段」是筆者我的個人意見，並非來自經濟學人）
「如果只看到這裡，似乎很容易得出一個樂觀結論：香港雖然經歷了政治與經濟重創，但金融中樞地位依舊，甚至在與內地更緊密的連結下，重新找回了作為募資中心的優勢。
但如果把鏡頭再拉近一點看，香港這波「IPO 回春」其實也沒有表面上那麼光鮮。香港固然在2025年重返全球新股集資榜首，但這兩年支撐起集資額的主角，幾乎清一色都是與中國內地高度相關的企業。換句話說，香港募資市場的復甦，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因為它重新吸引了全球最優質、最多元的企業，而是更加深地倚賴中國企業南下融資。
問題是，這些新股並不全然交出令人安心的成績單。近兩年不少來港上市的公司，無論在基本面、企業質素，還是資料披露方面，都曾引起市場質疑；有些企業的招股故事說得漂亮，但上市後很快跌穿發行價，甚至出現「鐘聲一敲，股價即潛水」的尷尬局面。這不只令投資者對香港新股市場的信心受損，也在某種程度上傷害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向最珍貴的資產——公信力與定價能力。畢竟，一個真正成熟的金融中心，不只是能把企業送上市、把錢募到手，更要能讓市場相信：這裡的上市公司質素、監管標準與資訊披露，仍然值得全球資本信任。
也因此，香港金融市場當前的矛盾，其實不只是「有沒有交易量」或「能不能集到資」那麼簡單，而是這種由中國資本支撐起來的繁榮，究竟能否轉化為更穩固、更可持續的國際金融信譽。若不能，香港就很可能出現一種弔詭局面：集資額看起來仍然耀眼，市場的實際體感卻愈來愈疲弱。事實上，到了2026年上半年，香港股市的整體表現更成為全球成熟市場中最差之一。這也提醒人們：香港金融中心的復甦，至少到目前為止，仍然更像是一場局部回暖，而不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面修復。」
而《經濟學人》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正是它沒有停在這個勝利敘事裡，而是馬上補上另一句更尖銳的話：香港即使似乎重新成為籌錢的好地方，並不代表它同樣重新成為花錢的好地方。
這就是文章標題裡最耐人尋味之處。香港曾經是「raise and spend money」都很厲害的城市，也就是說，它既是一個能夠為企業與資本提供融資功能的地方，也是一個能夠讓人願意在其中生活、消費、旅遊、聚會、吃飯、購物與做夢的地方。但今天的香港，前者恢復得比後者快得多。資本市場有起色，零售與本地消費卻沒有同步回魂；IPO 重返高位，不代表街邊商舖、老牌餐廳與週末商圈也能一起復活。
而造成這種「金融回暖、消費失溫」的關鍵，正是《經濟學人》所說的 “Shenzhen effect”。這是一個頗有戲劇性的現象：當越來越多內地企業來香港融資時，越來越多香港居民卻反過來跑去深圳消費。資金流向香港，消費卻流向內地；香港吸納企業來上市，卻留不住自己的週末購物人潮。
文章形容，香港居民如今會在週末例行性地北上深圳，享受更便宜的價格、更有新鮮感的餐飲零售，以及更具性價比的消費體驗。就連端午節這種原本應該帶動本地氣氛的日子，也出現超過50萬港人離港北上的景象。
《經濟學人》寫道：
“Even as mainland firms flock to Hong Kong to raise money, the city’s residents now rush to the mainland to spend it.”
「即使內地企業蜂擁到香港籌資，這座城市的居民如今卻趕往內地把錢花掉。」
這句話幾乎就是整篇文章的核心。它把香港今天最微妙的結構性矛盾，一句話說穿了：香港與內地的連結，正在同時成為它復甦的助力與壓力。
一方面，香港需要內地企業、內地資本、內地旅客與內地政策支持，來支撐自己的金融與觀光敘事；但另一方面，也正因為與內地的交通、支付、資訊與消費體驗日益打通，香港本地零售與服務業反而更直接地暴露在深圳的價格競爭與平台經濟衝擊之下。過去香港是內地旅客眼中的購物天堂，如今卻愈來愈像一個「金融功能仍強，但生活性消費吸引力被鄰近城市分流」的節點。
文章用史丹利（Stanley）作為這種變化的縮影，寫得尤其動人。
史丹利原本是香港極具代表性的休閒與旅遊地帶，既有海邊、有殖民建築、有市場，也曾是外籍人士與本地家庭週末散心的熱門去處。可如今，那裡卻像一個被時間遺忘的舞台。曾經讓 Murray House 熱鬧起來的餐廳結束營業，市場不再擁擠，某個前酒類攤位甚至變成了一台吞鈔票的比特幣 ATM，後面還堆著寄給舊租戶、無人理會的信件。這些細節非常《經濟學人》，因為它不靠抽象數據，而是透過一個地點、一幢建築、一個攤位的命運，把香港零售與社區活力的失落具象化了。
然而，香港政府也並非毫無作為。
文章提到，為了讓香港重新成為值得來、值得留、值得花錢的城市，政府正試圖把資源投入更多「購物以外的體驗」上，例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2025年啟用的啟德體育園，以及大型演唱會與足球友誼賽等活動。這些嘗試背後的邏輯很清楚：如果香港很難再單靠「買東西」吸引人，那麼它就必須重新包裝自己，讓這座城市成為一個能提供文化、娛樂、展覽、賽事與打卡場景的綜合體驗目的地。
這種轉向其實不只是觀光策略，更是一種城市定位的再思考。香港曾經最強的賣點，是它作為免稅港、自由港、國際金融中心與高密度消費天堂的綜合優勢；但當這些優勢部分被周邊城市稀釋之後，香港必須重新回答一個問題：除了「方便做生意」之外，它還能讓人為什麼而來？
在這個背景下，文章最後寫到那隻名叫 Gloomie 的憂鬱貓壁畫，幾乎像是神來之筆。史丹利一間名為 Beesy Bay 的餐廳生意不振，便委託藝術家在黃色外牆上畫了一隻托著臉頰、若有所思的貓，結果這隻貓竟成了熱門自拍景點；連香港男團偶像 Anson Lo 打卡之後，粉絲也蜂擁而至。
後來，區議會進一步在村內增設更多貓狗壁畫，希望替社區添一點活力。
這個情節乍看可愛，實則有些蒼涼：一座曾經以金融、商業、國際化與消費效率自豪的城市，到了今天，竟需要把部分復甦希望寄託在一隻憂鬱的貓身上。
但也正因如此，這個結尾才格外傳神。因為它沒有用大口號來總結香港，而是用一隻「沉思中的貓」來形容這座城市當下的精神狀態：不再像昔日那樣意氣風發，也還談不上真正重振雄風，但至少還在努力尋找新的表情、新的節奏、新的生存方式。
《經濟學人》最後這樣寫：
“Not long ago Hong Kong was declared dead by some financial commentators, and ready for embalming. But it is now finding a path back from the afterlife, with pensive cats to guide the way.”
「不久之前，還有一些金融評論員宣告香港已死，甚至準備替它防腐入殮；但如今，它正摸索著一條從來世返回人間的路，而為它領路的，竟是那些若有所思的貓。」
我很喜歡這段，因為它既有《經濟學人》式的英式幽默，也帶著一點對香港的溫柔。它沒有否認香港受過的傷，也沒有替香港今天的處境塗脂抹粉；它只是誠實地承認，這座城市還在半路上。
它回來了，但還沒完全回來；它仍是重要的金融平台，但不再是那個毫無疑問的消費天堂；它與內地的連結讓它重新獲得資本與旅客，卻也同時讓它的本地零售與生活世界承受更直接的競爭。
換句話說，香港今天最大的命題，不是「會不會復甦」，而是會以什麼樣的形態復甦；不是「還是不是國際城市」，而是它將如何在更深的中國連結之中，重新定義自己的國際性。
如果要我用一句話總結這篇文章，我會說：今天的香港，正在從「世界的香港」走向「中國資本體系中的香港」，但它仍努力保留某種屬於自己的城市魅力、生活感與敘事能力。這個過程不會輕鬆，也不會整齊；它有金融市場的亮點，也有零售街區的陰影；有啟德的演唱會，也有史丹利的空店舖；有北上消費的人潮，也有努力把人潮重新拉回來的博物館、壁畫與寵物友善餐廳。
所以，若問香港是否回來了，我的答案大概會和《經濟學人》接近：是的，它似乎正在努力回來，但極其量只回來了一半。
真正決定另一半能否回來的，恐怕不只是北京還願不願意再送更多禮物，也不只是香港能不能再多辦幾場演唱會或多畫幾隻貓，而是這座城市能否重新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更深地嵌入中國之後，香港還能否保有一種足以讓人願意留下、願意花錢、願意想念，甚至願意再次相信的獨特生活世界。
（即使如此，香港也永遠回不了以前的香港。（這句話也是我的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