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特朗普即將舉行中美高峰會議，外界關注的焦點集中在關稅、出口管制、稀土與人工智能，但決定北京談判空間的，不只是中國擁有多少反制美國的籌碼，也包括中國內部能否承受貿易衝突持續下去的代價。
在房地產市場低迷、消費信心疲弱與民營企業投資審慎之際，青年失業正逐漸由一項經濟數據，演變成更深層的社會問題。
2026年9月19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以〈Who needs a real job?〉為題分析中國青年失業。
這個標題表面上帶着諷刺意味，背後卻是一個沉重的問題：當接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找不到符合學歷與期望的工作，他們究竟應該降低要求、離開勞動市場，還是以各種方式假裝自己仍然擁有一份工作？
文章首先提到中國東部一家大型汽車零件企業星宇車燈。該公司在暑假期間發現招聘人數過多，於是向約140名入職僅數星期的應屆畢業生發出最後通牒：接受半個月薪酬後自行離職，或者轉到工廠生產線，從事薪酬較低的工作。最終超過100人選擇離開。
事件曝光後，引起罕見而強烈的社會反彈。《人民日報》批評企業踐踏社會信任，作為其客戶之一的德國汽車企業福斯也表示展開調查。
在輿論壓力下，公司道歉、解僱人力資源主管，並削減部分管理層薪酬。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反應，不只是因為一家企業處理裁員的手法粗暴，而是它觸碰了中國社會對青年處境累積已久的不安。
過去，大學學位被視為改變命運的入場券。只要完成高等教育，青年便有機會進入城市、取得白領職位，並沿着收入、住房與家庭生活的階梯逐步向上。
然而，今年中國大學畢業生達到創紀錄的1,270萬人，比去年增加近50萬人，更是十年前的大約兩倍。高等教育迅速擴張，但經濟所創造的優質職位沒有同步增加，學歷與工作之間的承諾因而逐漸破裂。
這不只是畢業生供應太多的問題，也是中國經濟結構同時發生變化的結果。房地產市場持續調整，過去由土地開發、建築、金融及消費帶動的大量職位隨之消失；民營企業面對需求疲弱與政策不確定性，招聘態度轉趨保守；科技企業則在競爭與監管壓力下裁減工程師。曾經吸收大量年輕人的網約車與外送平台，如今也因從業者過多而收入下降，從失業者的最後避風港，逐漸變成另一個擁擠的低薪市場。
政策本身也帶來意料之外的後果。
政府整頓校外補習行業，原意是降低家庭教育負擔與學生壓力，卻同時摧毀數以十萬計適合年輕大學畢業生的工作；娛樂產業開始利用人工智能製作節目，減少對演員、編劇及製作人員的需求；科技公司在投入AI與自動化的同時，也悄悄裁減傳統技術職位。中國把人工智能視為與美國競爭的重要戰略工具，但對許多年輕人而言，AI首先帶來的可能不是國力提升，而是職位減少。
中國官方公布的青年失業率曾在2023年突破20%，其後當局一度停止發布數據，數月後再以「優化」後的方法恢復公布，並從2023年12月開始把在校學生排除在統計之外。新的計算方式令失業率明顯下降，但《經濟學人》指出，即使採用調整後的統計口徑，今年夏季的數字亦逐漸逼近20%。
這裏必須注意，統計方法改變之後，新舊數字不能直接比較。然而，當較低的新口徑仍然走近原來引起警號的水平，問題便不再只是如何計算失業率，而是中國經濟能否為愈來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提供足以維持生活尊嚴與未來希望的職位。
面對就業壓力，中國政府已要求國有企業增加招聘畢業生，並鼓勵民營企業共同承擔就業責任。可是，企業聘請員工的前提始終是市場需求，而不是行政命令。如果企業本身訂單不足、盈利下降或預期轉弱，強迫招聘只能延遲問題，甚至可能出現星宇車燈式的情況：企業先完成招聘指標，幾星期後再以另一種方式把人員清走。
青年失業持續多年之後，也開始改變中國社會對工作與成功的理解。部分年輕人選擇「躺平」，暫時退出高度競爭的勞動市場；部分人成為自稱的「全職兒女」，留在家中煮飯、清潔及照顧父母，以零用錢取代正式薪酬；也有人每天到圖書館修改履歷、提交求職申請，在外表上維持正常上班的生活節奏。
更具象徵意義的是，中國多個城市近年出現「假裝上班公司」。失業者每天支付約30元人民幣，便可以坐在辦公桌前、使用飲水機，按照辦公室作息生活；有人在那裏申請工作，也有人滑手機、閱讀或處理自己的項目。一名被科技公司裁退、在假辦公室度日的青年告訴《經濟學人》：
“There’s loads of pretend workers around here.”
「這裏有很多假裝上班的人。」
假裝上班看似荒誕，卻揭示了失業者真正失去的不只是收入。對不少中國青年來說，工作同時代表家庭期望、社會身分與個人價值；沒有工作，不但難以向父母交代，也彷彿意味着自己在激烈競爭中被淘汰。因此，他們付費購買的並不是一張辦公桌，而是一個暫時維持正常生活的舞台，以及一種避免被家人與社會追問的尊嚴。
中國青年就業的困境，也說明宏觀經濟增長與個人感受之間可以存在巨大距離。
在對外的談判桌上，中國仍然擁有強大的製造能力，電動車、電池、太陽能設備及人工智能等產業亦具備全球競爭力，但這些產業高度自動化、資本密集，未必能夠像過去的房地產、消費服務與互聯網平台一樣，大量吸收青年就業。
出口數字可以增長，企業的全球市場佔有率也可以上升，但如果新增收入沒有轉化為足夠職位，宏觀成就便難以改善年輕人的現實生活。
這正是青年失業與中美高峰會議之間容易被忽略的連結。
中國需要出口維持製造業訂單，需要相對穩定的中美關係支持企業預期，也需要避免新一輪關稅與科技制裁進一步打擊民營企業招聘。北京當然不會因為青年失業而放棄產業政策，但內部就業壓力愈大，中國承受長期貿易對抗的空間便愈有限，維持「貿易和平」也愈具有現實需要。
然而，美國同樣不應把中國的內部壓力誤判為北京必然讓步。就業困難也可能使中國政府更加重視製造業、出口與科技自主，因為這些產業既是經濟增長來源，也是國家能力與政治信心的象徵。當傳統增長模式逐漸失效，北京可能不是減少產業投入，而是把更多資源集中到被認為能夠突破美國圍堵的戰略部門。
寫在中美高峰會議之前，青年失業提醒我們，中美競爭從來不只發生在談判桌上。華盛頓關心中國出口了多少商品、取得多少先進晶片，以及能否挑戰美國的科技領先地位；對中國年輕人來說，更直接的問題卻是，經濟競爭所創造的成果，能否轉化成一份真實、穩定而有前景的工作。
如果一個社會的青年需要付錢才能假裝上班，問題便已經超越失業率本身。真正消失的，不只是職位，而是教育可以改善命運、努力可以換取回報，以及明天可以比今天更好的信念。中美峰會或許能夠為貿易與市場換取短暫穩定，但要重新建立中國年輕人的信心，最終仍然要回到經濟內部：讓企業願意投資，讓家庭敢於消費，也讓增長的成果重新變成普通人可以真正得到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