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特朗普即將在華盛頓舉行高峰會議，中美談判的表面議題包括關稅、人工智能、晶片與關鍵礦產，但在這些議題背後，還有一場較少受到注意的競爭：人才、技術與知識究竟能否自由跨越國境。當美國限制先進晶片與技術流入中國，北京也開始更加警惕中國的技術、資本與專業人才流向海外。
2026年9月19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以〈Watching the exits〉為題，分析中國在9月15日生效的新出境管制措施。這個標題可以翻譯為「注視着每一個出口」，它所描述的並不只是邊境管理，而是中國政府如何在鼓勵國際交流、保護國家安全與防止技術外流之間，重新劃定人民可以自由離境的界線。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閉關鎖國」的經驗，因此，每當政府擴大出境限制，社會上自然容易出現疑慮：中國是否正在重新走向封閉？《經濟學人》指出，新規例引起關注，正是因為「國家產業或科技安全」的定義相當寬泛。一旦有關部門認為某人的離境可能危及國家利益，便可以限制其離開中國。
問題在於，甚麼行為才算危害產業或科技安全，並沒有一條所有人都能清楚掌握的界線。對政府而言，這種彈性有利於處理未能事先預見的風險；對企業家、研究人員與高科技從業者而言，模糊的規定卻意味着，他們很難預先知道自己是否已經成為被限制的對象。
新規生效之前，網絡上已經出現部分科技界人士準備離開中國的傳言。這些消息未必全部有事實根據，卻反映市場的真正焦慮：當國家安全的範圍從軍事秘密延伸至產業政策、先進技術、數據與商業交易，企業家是否仍然可以自由地在中國以外創業、出售公司或與外國投資者合作？
《經濟學人》以人工智能企業Manus為例，說明出境管制與科技競爭如何交織在一起。Manus雖然已把法律註冊地遷往新加坡，但當Meta計劃收購該公司時，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認為，交易可能違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其創辦人一度被禁止離境。後來交易被撤銷，Manus改由中國投資者接手，當局才表示創辦人可以前往海外。
這宗事件所顯示的，是中國對科技企業的理解正在發生根本變化。過去，一家企業把註冊地遷往新加坡，通常意味着它可以按照當地法律安排融資與出售；但在科技安全框架下，企業的法律國籍已經不再是唯一標準。如果核心技術、研發人員或早期資源來自中國，北京便可能認為，相關交易仍然涉及中國的戰略利益。
人才與技術因此不再只是企業的私人資產，而逐漸成為國家競爭的一部分。美國阻止高階晶片、半導體設備與人工智能技術進入中國，中國則開始更嚴格地管理本國技術及相關人才是否可以流向美國及其他國家。兩邊採用的工具不同，但背後的邏輯相當接近：當科技被視為國家力量的核心，政府便不願把它完全交由市場決定。
其實，中國對特定人士的出境限制並不是全新制度。公務員、軍方人員、國有企業員工，以及接觸敏感資料的大學教授，長期以來都可能被要求把護照交由所屬機構保管，出國前亦須獲得主管批准。部分限制甚至在退休後仍然維持。這次的新規例，某程度上是把過去零散、內部化與選擇性執行的措施，納入更明確的國家安全框架。
然而，制度化並不等於可預測性增加。如果法律只規定涉及「國家產業或科技安全」的人士可以被限制出境，卻沒有公開而具體的判斷標準，個人與企業仍然無法準確評估風險。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影響，可能比實際被禁止離境的人數更加廣泛，因為企業會在作出跨境投資、技術合作與人才調動之前，主動採取更保守的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並沒有停止一般民眾出境。
疫情期間，中國出境旅遊幾乎完全停頓，其後逐步恢復。《經濟學人》指出，今年中國旅客的海外出行人次預計達到約1.8億，超越2019年接近1.7億人次的紀錄。單從這個數字來看，中國顯然不是重新走向全面封閉。
中國政府亦表示，新措施的重要目的，是處理海外旅遊衍生的安全問題。近年有中國公民被虛假招聘廣告騙到東南亞，被迫參與網絡詐騙與非法賭場活動。中國僅從緬甸的詐騙園區，便已遣返超過5.7萬名公民。當局因此要求前往高風險地區的人士提交更多證明，例如僱傭合約及工作資料，以確認行程並非涉及非法活動。
如果措施只針對詐騙園區、非法就業及人口販運，社會爭議可能不會太大。真正引起市場不安的，是安全審查同時延伸至曾經接觸國家機密、先進技術與重要產業的人士。對大部分前往美國或歐洲旅遊的普通民眾而言，出境程序未必會明顯改變；但對高科技企業家、研究人員、國企人員及大學學者而言，他們可能面對更多提問、更長的審查，甚至在缺乏清楚解釋的情況下被拒絕離境。
《經濟學人》在文章結尾作出了一個十分準確的概括：
“China is not shutting its gates. But it is watching them a lot more closely.”
「中國並沒有關上國門，但它正在更加仔細地看守這些出口。」
這句話點出了中國當前政策的矛盾。
中國仍然需要國際旅遊、外國投資、全球市場與跨境科研合作，也希望中國企業繼續走出去；但在中美科技競爭加劇之後，北京同時擔心人才流失、技術外移、企業資產轉到海外，以及外國政府透過中國專業人士取得敏感資訊。開放仍然具有經濟價值，控制卻被賦予更高的安全優先次序。
這種政策也可能產生反效果。政府希望防止科技人才及核心技術流失，但如果企業家擔心創業成功後無法自由處理公司，研究人員憂慮出國交流可能受到限制，部分人士反而可能更早把家庭、資產與事業安排移往海外。愈嚴格的出口管制，未必能夠完全阻止人才流動，卻可能使高端人才更早考慮自己的退路。
從外國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問題同樣不只是某位企業家能否離境。當跨境收購可能因技術出口規定而被叫停，創辦人的人身流動亦可能與商業交易掛鈎，外國企業便必須重新評估與中國科技公司的合作風險。這會增加交易成本，也可能降低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創新產業的意願。
寫在中美高峰會議之前，新出境規例說明中美競爭已經不再局限於貨物關稅與晶片出口。技術依附在人才身上，知識存在於企業家的經驗、研究人員的頭腦與工程師的工作之中，因此，當兩國開始把科技視為國家安全資產，管制的對象最終必然由產品延伸至人。
對北京而言，這是一道非常困難的平衡題。
管得太少，可能失去核心技術與人才；管得太多，則可能削弱企業信心、科研交流與中國作為全球創新中心的吸引力。中國可以阻止一位創辦人登上飛機，卻未必能夠以行政命令留住他的信心、創意與長期投入。
這次中美峰會能否減輕科技領域的不安全感，仍然有待觀察。如果雙方繼續把所有先進技術與人才流動都視為零和競爭，中國將更仔細地注視出口，美國也會更嚴密地看守入口。國門未必正式關閉，但人、技術與知識自由流動的空間，卻可能在一次又一次安全審查之中逐漸收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