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特朗普即將在華盛頓舉行高峰會議，外界討論的是兩個超級大國如何爭奪人工智能、晶片、製造業與全球科技領導地位。
然而，一個國家的長期競爭力，最終仍然來自下一代接受甚麼教育，以及普通家庭是否相信努力讀書能夠改變命運。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補習市場的地下化，並不是一項單純的教育政策問題，而是中國社會競爭邏輯的一面鏡子。
2026年9月19日出版的《經濟學人》，在「茶館」專欄以〈Forbidden knowledge〉為題，分析中國「雙減」政策實施五年後的情況。文章的副題直接指出：
“A crackdown on tutoring has created a new black market.”
「對補習行業的打壓，創造了一個新的黑市。」
這句話揭示了政策最重要的意外後果。政府原本希望減少學生功課與校外補習，降低家庭教育開支，並使兒童有更多時間睡眠、運動與生活；然而，當升學競爭、名校資源與就業焦慮沒有同時消失，家長對補習的需求也不會因行政禁令而自然終止。政策真正改變的，只是補習由公開市場轉入地下，並從相對標準化的服務，變成價格更高、資訊更不透明，也更加依賴家庭資源的交易。
《經濟學人》以廣東惠州一次補習中心突擊檢查作為開場。執法人員進入中心後拍攝證據、詢問顧客，並檢查電腦內的收費及服務紀錄；當局其後把整個行動剪輯成配上緊張音樂的影片公開。被查處的並不是毒品、走私或賭博場所，而是一家課後補習中心，孩子們在裏面學習更多數學。
類似行動也在內蒙古、湖北及其他地區出現。長沙有關部門甚至公布了113名非法補習教師或機構的地址，採取公開點名的方式加以震懾。補習教師與家長則發展出各種偽裝：有孩子名義上參加合法的書法課，實際上準備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富裕家庭聘請所謂「升學顧問」，真正提供的仍然是昂貴而被禁止的學科補習。
於是，一群努力讀書的學生、焦慮的父母與認真教學的老師，意外地組成了一個近似地下經濟的網絡。他們未必認為自己正在做壞事，甚至相信這是對孩子負責的表現；但在現行制度之下，原本公開而普遍的教育活動，卻必須依靠暗號、轉介、私人住宅及口耳相傳才能繼續。
2021年推出的「雙減」政策並不是沒有合理背景。中國學生長期承受沉重的功課與考試壓力，部分孩子每天花在學校、功課與補習上的時間多達12小時，睡眠、運動與娛樂因而受到擠壓。當升學競爭由學校延伸至夜晚、週末與假期，家庭收入也大量流入補習市場，教育逐漸變成一場沒有終點的軍備競賽。
因此，「雙減」希望同時減少校內功課及校外學科補習。政策並沒有禁止所有課外活動，芭蕾舞、音樂、運動與程式設計等非學科課程仍然可以營運，但以盈利方式教授數學、語文、英語、科學及歷史等核心科目，則受到嚴格限制。政府希望透過切斷商業補習的供應，使學生與家庭從過度競爭中獲得喘息。
政策的產業影響十分巨大。新東方與好未來等大型補習企業的市值一度下跌接近90%，整個行業蒸發約1,000億美元。部分企業轉型至成人教育、非學科培訓、直播電商及其他業務，大量補習教師則被迫離開原有工作。這也成為中國青年失業問題的其中一個來源。
然而，產業可以被整頓，需求卻沒有消失。《經濟學人》走訪北京東部一個補習中心集中的地區，發現這些機構大多不再張貼招牌，也不敢在網上公開宣傳，主要依靠家長之間的介紹招生。有補習班聲稱只教授合法的古典英語戲劇，實際上仍以提升考試成績為目標；有教師承認提前教授課程內容，讓二年級學生學習三年級知識，直接違反有關規定。
這些安排反映了一項基本的經濟規律：當政策限制供應，而市場需求仍然旺盛，服務不會消失，只會變得更昂貴、更隱蔽。報道中的高先生，把十歲兒子送到一家以書法班作掩飾的數學補習班，再加上一個英語課程，每學期合共支付約兩萬元人民幣。
高先生指出，過去大部分學生都能以相對合理的價格參加補習，競爭主要發生在孩子的學習表現之間；現在，補習機會愈來愈取決於哪一個家庭擁有更多金錢與人脈。政策原本希望減少教育不公平，卻可能令補習由大眾化服務變成富裕家庭才能取得的稀缺資源。
當學科補習受到限制，競爭亦沒有真正停止，只是轉移至仍然合法的活動。一名幼稚園女生每星期上三次法語課，除此之外還要學習聲樂、舞蹈、體操與拳擊。家長表面上離開了傳統補習班，實際上仍然透過更多課程為孩子累積履歷與能力，希望在未來的升學競爭中取得優勢。
這也說明，教育焦慮並不完全來自補習機構的營銷。大型補習企業確實會放大家長的不安，但即使這些企業消失，只要優質學校、大學學位與理想職位仍然稀缺，家長就不敢讓孩子停下來。《經濟學人》引述高先生以一句十分坦白的話，解釋家長為甚麼明知補習受限制，仍然選擇參加：
“Everyone’s doing it. You have no choice but to join in, too.”
「每個人都在做，你也沒有選擇，只能跟着加入。」
這是一場典型的集體行動困境。每一個家庭都知道過度補習可能令孩子疲倦，也明白整個社會如果同時減少競爭，所有人或許都能過得輕鬆一些；但只要有部分家庭繼續補習，其他家長便擔心自己的孩子落後。對單一家庭而言，繼續參與是理性選擇；當所有家庭作出同樣選擇，結果卻是每個孩子承受更大壓力，而家庭支付更高成本。
中國政府並非沒有嘗試提供替代方案。當局推動「5+2」模式，讓學生每週五天在正常放學後再留校兩小時，由學校提供功課輔導、體育、藝術與其他活動。理論上，這可以由公共教育系統取代昂貴的私人補習，既減輕家長負擔，也避免不同收入家庭之間的差距擴大。
問題在於，不少地方缺乏足夠經費、教師與課程設計，課後服務最後只變成由老師看管學生完成作業。當家長發現孩子在學校多留兩小時，卻未必獲得更深入的教學，他們反而更擔心沒有時間參加真正有助考試的私人補習。政策原意是減少焦慮，執行落差卻可能令家長更加焦慮。
更深層的問題，是中國社會仍然相信教育是最可靠的向上流動渠道。在房地產、創業與民營企業發展機會收窄之後，名校與公務員、國企及大型科技公司的職位，反而顯得更加珍貴。當青年失業率接近20%，大學畢業生也難以找到理想工作，家長未必因此減少教育投入，反而可能更早、更激烈地為孩子爭奪少數被認為安全的機會。
這裏存在一個看似矛盾、實際上十分合理的現象：教育的回報正在下降，教育競爭卻變得更加激烈。當一張大學文憑不再保證理想工作，家庭不會輕易放棄教育，而是希望孩子取得更好的文憑、更高的成績與更稀缺的資格。所有人都感覺階梯正在收窄，因此更用力向上攀爬。
寫在中美高峰會議之前，地下補習市場提供了一個理解中國競爭模式的特殊角度。中國希望在人工智能、先進製造、電動車及科學研究上超越美國，因此需要大量具創造力、判斷力與冒險精神的人才；但如果教育體系的主要目標仍然是提前學習、考取高分與避免落後，學生最擅長的可能是適應競爭，而不是提出新問題。
中美科技競爭是一場國家之間的軍備競賽，中國補習黑市則是一場家庭之間的教育軍備競賽。兩者背後其實具有相似邏輯：即使每一方都知道持續加碼的代價極高，只要不相信對手會同時停止，自己便不敢首先減少投入。國家害怕失去科技優勢，家長害怕孩子失去向上流動的機會，最終所有人都被困在一場無法輕易退出的競爭之中。
「雙減」政策看見了學生過勞的表象，卻沒有改變名校、職位與社會保障不足所造成的深層焦慮。政府可以關閉補習機構，也可以處罰地下教師，但只要家長仍然相信一次考試可能決定孩子未來，而經濟社會又無法提供更多元的成功道路，補習需求就會以新的名稱與形式重新出現。
真正有效的教育改革，不能只減少市場上的補習班，還需要改善學校之間的資源差距，建立更多元的升學與就業途徑，並讓職業教育及不同類型的工作獲得應有尊重。更重要的是，社會必須重新建立一種信心：孩子即使沒有進入最好的學校，也不會因此失去有尊嚴的生活與發展機會。
中國可以依靠行政力量迅速改變一個產業，卻難以用命令消除家庭對未來的恐懼。當補習變成地下交易，真正被禁止的不是知識，而是一套公開、普及而相對負擔得起的教育服務；真正留下來的，則是更高的價格、更大的不平等，以及一群為了孩子而被迫成為「違規者」的普通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