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的九一一恐怖襲擊，改變了美國，也改變了世界對安全的理解。當年十九名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機，造成近三千人死亡；然而，策動這場現代史上最致命恐怖襲擊的關鍵工具，並非導彈、無人機或人工智能，而是一些看似普通的美工刀。
這個令人不安的歷史細節提醒我們，恐怖主義真正可怕之處，從來不只在於武器有多先進，而是在於有人能否把日常工具、制度漏洞與社會恐懼結合起來，製造遠遠超出工具本身的破壞力。
2026年9月11日出版的《Newsweek》（9月11至18日號），以〈Living on the Edge〉為題刊登Tom O’Connor的分析報道。
文章指出，九一一事件二十五年後，反恐工作並沒有因為情報科技進步而變得簡單，反而因為無人機、人工智能、智能裝置與數碼基建普及，使襲擊者可使用的工具更多、成本更低，潛在目標亦由機場、政府建築和軍事設施，擴展至電網、水壩、海底電纜、數據中心及金融支付系統。科技原本改善了人類生活，卻同時降低了作惡的門檻，這正是當代安全最難處理的矛盾。
文章開首形容，九一一襲擊的致命關鍵是「出乎意料地低科技」。恐怖分子不需要掌握國家級武器，也不需要龐大的科研資源，只要有決心、組織能力、周密策劃，以及找到社會防線上最容易被忽略的缺口，便足以造成災難。
二十五年後，這個基本邏輯沒有改變，改變的是可供利用的工具已變得更便宜、更準確，也更容易從民用市場、戰場殘留物資或公開網絡取得。
報道引述研究非國家行為者使用新興科技的國際安全專家Kerry Chávez，指出科技普及帶來了一種「供應端倒置」的現象。以往只有軍隊或大型國家機構才可使用的無人機、導航設備、人工智能模型及遙距通訊系統，如今已成為普通消費者也能購買或接觸的產品。這些技術大多具有軍民兩用性質，既可以用來拍攝、測量、運送物資及協助救援，也可以被改裝成監察工具、投放裝置或一次性攻擊武器；科技愈普及，防守者需要監察的來源便愈多，而襲擊者尋找漏洞的成本卻愈低。
這場轉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無人機。
文章指出，約在2013年前後，民用無人機開始變得更小、更便宜，原本主要用於監察和拍攝的飛行器，很快便被「伊斯蘭國」等武裝組織改裝成載有爆炸品的四軸飛行器。這些廉價裝置未必具有傳統軍用無人機的射程與精度，卻足以對士兵、車輛、群眾活動及基礎設施造成威脅，而且可以透過大量投放增加攔截難度。當價值數千美元的無人機需要由昂貴得多的防空系統攔截時，攻守雙方便出現明顯的成本不對稱。
俄烏戰爭進一步把無人機變成現代戰場的主角。報道提到，伊朗製「見證者」系列巡飛彈的單位成本可低至約七千美元，但足以消耗價值遠高於它的攔截彈藥；俄羅斯其後亦採用光纖控制無人機，以避開傳統電子干擾及無線訊號偵測。更值得憂慮的是，戰爭不只是武器的試驗場，也是操作經驗的訓練場，大批軍人、志願者、僱傭兵以至背景複雜的外國參與者，都可能在戰場上學懂如何組裝、改良及操控無人機。當這些人返回原來的國家，技術與經驗亦可能隨之擴散，形成報道所說的「無人機離散」現象。
無人機的威脅並不一定來自複雜武器，有時只需接近一座變電站、水壩、數據中心或大型公共活動，便可能造成廣泛恐慌及經濟損失。即使飛行器本身沒有攜帶炸藥，一次不明闖入也足以令機場停飛、軍事基地進入戒備，或迫使執法部門投入大量人力調查。當無人機數量不斷增加，當局還必須在普通航拍、誤闖禁區和真正的敵意行動之間迅速作出判斷，而這種辨識困難正是襲擊者可以利用的灰色地帶。
《Newsweek》引述新興科技與非國家行為者研究機構Militant Wire高級分析員Carl Peterson的警告：
“I fully expect American law enforce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gencies to be dealing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lots that involve drones.”
中文可譯為：「我完全預期，美國執法及國家安全機構將要處理愈來愈多涉及無人機的襲擊陰謀。」
這項預警並不表示每一架出現在敏感設施附近的無人機都是恐怖工具，而是提醒政府不能再把無人機視為單純的航空管理問題。機場、監獄、軍事基地、能源設施和大型群眾活動，都需要建立偵測、識別、通報與反制能力；可是相關制度亦必須防止過度監控，並清楚界定執法部門可以在甚麼情況下截取訊號或擊落飛行器。安全政策若只追求擴張權力，卻缺乏法律界線，最終也可能侵蝕它原本希望保護的自由。
比無人機更難預測的，是人工智能與無人系統的結合。文章指出，人工智能可以協助使用者分析目標、規劃路線、避開偵測、製作宣傳內容，甚至加快攻擊方法的研究與測試。過去策動一次大型襲擊可能需要專門知識、長時間訓練與多人協作，今天某些技術工作卻可能由人工智能協助拆解，使個人或小型組織也能取得過往難以掌握的能力。
報道引述美國國土安全部的說法：
“Advances in AI and machine learning could make terrorist activity faster, more scalable and harder to detect.”
中文可譯為：「人工智能與機器學習的進步，可能令恐怖活動變得更快、更具規模，而且更難被偵測。」
這句話揭示的風險，不只是人工智能能否直接控制武器，而是它能否縮短恐怖分子的學習與行動周期。人工智能可以快速整理公開資料、模擬不同方案、生成多語言宣傳，並把只有少數專家掌握的知識轉化成一般人也能理解的操作步驟。文章提到，極端組織已嘗試利用人工智能製作虛擬新聞主播，傳播其宣傳內容，也有人在支持「伊斯蘭國」的網上論壇討論如何突破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限制，以避開情報機構偵測。這些例子未必等同於人工智能已能自主策動襲擊，卻反映極端組織正積極測試新工具的邊界。
人工智能若與多架無人機結合，風險便更為複雜。文章引述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反恐及國土安全高級研究員Bruce Hoffman的分析，認為未來最大的威脅之一，可能是類似2008年孟買襲擊的多點協同行動，再配合運用人工智能進行目標選擇的無人機群。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環境中，這類攻擊可能同時分散警力、癱瘓交通並製造大量錯誤訊息，使防守者難以判斷真正目標。
更令人憂慮的是，人工智能亦可能縮短恐怖分子研究和實際使用生物或化學武器的周期，令過去需要高度專業知識的風險逐步下沉。
然而，防範新型威脅並不代表我們應把所有科技都視為敵人。人工智能同樣可以協助識別異常飛行模式、分析網絡活動、追蹤資金流向及整合跨國情報，而無人機亦能被用於巡邏、救援和災害評估。問題的關鍵不在科技本身，而在於政府、企業與社會能否比惡意使用者更早理解風險，並以合理成本建立有效防線。
當攻擊者可以選擇時間、地點和工具，防守者卻必須保護大量目標時，安全策略便不能只依靠逐件攔截，而要提升整個社會的韌性。
這種韌性首先來自基礎設施的備援能力。
報道提醒，當社會逐漸減少現金使用，電力或通訊系統一旦中斷，人們可能連購買食物、食水和藥物也受到影響；能源網絡、海底電纜、半導體供應鏈與數據中心彼此相連，任何一個環節受破壞，都可能出現連鎖效應。政府不應只問如何阻止所有襲擊，而應同時思考當部分設施失效時，醫療、支付、交通與通訊系統能否維持基本運作，以及社會能否在最短時間內恢復秩序。
文章最後亦提出一個容易被政治爭論遮蓋的問題：究竟我們今天所說的恐怖主義是甚麼，而反恐的真正目的又是甚麼？不同政府可能更重視外國極端組織、右翼暴力、左翼暴力、跨國犯罪集團或邊境安全，但是如果反恐政策完全隨政黨輪替而改變，情報與執法資源便可能不斷在不同方向之間擺動。Hoffman主張，未來的焦點應放在能夠策劃及組織複雜協同攻擊的敵對意識形態和網絡，而不應只因短期政治風向，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個方便動員支持者的標籤之上。
九一一事件給世界最深刻的教訓，並不是某一種武器有多危險，而是人類經常依照上一場戰爭的經驗，準備應付下一場戰爭。機場加強了安檢，駕駛艙門變得更堅固，情報機構改善了資料分享，但未來的襲擊者未必需要登上飛機，也未必需要複製二十五年前的方法。他們可能選擇一個防護不足的變電站、一條海底電纜、一場大型活動，甚至只利用網絡謠言與數架廉價無人機，便足以製造恐慌和社會撕裂。
真正成熟的安全觀，不是每天活在恐懼之中，也不是相信科技可以消除一切風險，而是承認威脅會隨工具、戰爭與社會結構不斷演變。政府需要持續檢視法規、基礎設施與情報協作，科技企業需要為高風險功能建立合理限制，傳媒與公眾則需要提高辨識操控及虛假資訊的能力。恐怖主義希望製造的從來不只是傷亡，而是讓社會因恐懼而失去判斷、互信與秩序；因此，守住下一道防線，除了需要更好的科技，更需要一個不被恐慌牽着走、懂得保持冷靜與韌性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