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人語
與時代一起呼吸的人，卻失去了說話的地方
作家韓麗珠在《明報》最後刊出的文章，題為〈選擇的困難〉，刊於2026年9月10日。見附圖。
她在文章裡問，在一個言論自由從未如此受到擠壓的時代，人應當怎樣使用自己的喉嚨、舌頭、手和心？
筆明明仍然握在自己手裡，卻好像隨時會被外面的世界封掉。
她真正想弄清楚的，是在各種掣肘之下，一個人還可以怎樣運用智慧寫下去。不是把文章寫成一種三十年後連自己也看不懂的曲筆，而是保持一種不被強權左右的韌度。
原定翌日，即9月11日刊出的〈覺察〉，則由約翰・伯格的小說《A致X：給獄中情人的溫柔書簡》寫起。
小說中的A在牆外，X在牆內。
那個沒有名字的地方，人人都像活在一座巨大的牢籠裡。最令人不安的，不只是國家機器的鎮壓，而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為了適應環境，逐漸把別人的苦難視為尋常。
韓麗珠由小說想到近日香港發生的事情：基隆茶餐廳被食環署放蛇調查，獨立書店店員接連被捕。
當人不能談論、不能評論，也不能質問的時候，最起碼仍要保持對不公義的覺知。
這篇文章最後沒有刊出。
編輯認為議題敏感，在當下的語境中並不合適。韓麗珠沒有再交上一篇比較安全的稿件，而是辭別了寫了七年的專欄。
全文可以在作者的面書讀到：
這件事最令人難過的地方，不只是某一篇文章未能刊登。
一個能夠和讀者一起經歷時代的作家，反而在這個特定的時代和空間裡，失去了自由發表的地方。
韓麗珠是香港作家。她的作品帶有超現實主義色彩，卻又一直關心我們身處的現實。
幾乎可以肯定，她比我年輕很多。我仍然期待讀到她更多的作品。
1998年，她還未滿二十歲，已經出版第一本小說集《輸水管森林》。
那時候我在出版社工作，開始留意到香港有一批很出色的極短篇小說作家。
男作家之中，我非常喜歡區樂民診症室裡的小故事。女作家之中，我開始留意韓麗珠。
後來我離開了香港的出版市場，還是陸陸續續讀過她不同時期的作品。
有些作家擅長說故事，有些作家擅長創造人物。也有一些作家，可以和時代一起呼吸。
他們未必直接記錄新聞，甚至很少使用現實中的地名和人名。但多年後重新閱讀，我們仍然會認出那個時代的氣味、聲音和低氣壓。
韓麗珠就是這樣的作家。
還記得大約1990年，我在中文大學修讀文學研究。教授曾經提到，動盪的年代，往往容易出現重要的小說。
當時的香港其實一點也不動盪。課堂討論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後在中國出現的傷痕文學。
那時候的我，大概沒有想過，多年後自己也會遇上一個需要文學幫助我們理解的時代。
有些小說讓我們暫時離開現實，有些小說卻讓我們換一個角度，直接面對現實。
兩種小說都可以溫暖人，只是方法不一樣。
區樂民帶我們前往一個接近烏托邦的地方。這位醫生作家，每一段小文字，都把我們帶進醫生眼中的溫暖世界，令人不時會心微笑。
韓麗珠提供的是另一個角度。
她不帶我們離開。
她陪我們留下來，直接面對這個時代。
她的《空臉》，幾乎可以說是香港人近年生存狀態的一個總結。
小說裡，人可以更換自己的臉；社會也建立制度，以法例規管臉孔。
表面上，這是一個帶有超現實色彩的設定。實際上，它觸碰的卻是很真實的問題。
一個人如何辨認自己？
我們呈現給別人看的臉，與內在的自己是否一致？
當社會要求每一張臉，都要有清楚、統一而且可以被核實的來歷，那些含混、矛盾、難以言說的個人經驗，又應該放在哪裡？
小說到了後半，類似雨傘運動的抗爭畫面逐漸出現，臉也開始變成國界的隱喻。
面孔不再只是外表，而是一條把人劃分開來的界線。
誰可以被辨認，誰值得信任，誰屬於這裡，誰又被排除在外。
韓麗珠以她一貫冷靜、疏離的隱喻，切開香港沉寂的動脈。
她的文字並不高聲呼喊，比較像政治低氣壓下一條隧道裡的迴聲。
聲音很低。
卻因為四周太安靜，反而傳得更遠。
最近幾年，我看的書少了很多，但仍然留下不少讀書筆記。
其中一頁寫到，無論是作家還是讀者，面對這個時代，都想找到一種敘述方式，嘗試弄清楚這一切究竟是什麼。
尤其是這幾年的香港。
事情發生的時候，大家都很震驚。直到現在，偶然談起、想起，仍然會感到震驚。
韓麗珠曾經在文學雜誌的訪問中提到，小說就像收藏在房子地牢裡的一瓶酒，需要時間發酵和醞釀。多年後再拿出來，我們才知道它真正的味道。
《空臉》談的，正是表相與內在之間難以說清楚的關係。
小說主角在報館擔任校對員。她原本以為，校對只需要處理文字的對錯，不必理會文字的含義。
可是，文字從來沒有那麼安分。
每一個字看似都有約定俗成的解釋，放進不同人的生命經驗裡，意思卻可能完全不同。
例如暴力。
有人認為暴力是擲香蕉、衝突或者示威。也有人認為，真正巨大的暴力，往往隱藏在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裡。
例如一個人要用盡一生的工資，才可以換取一個勉強容身的地方。
放到今天，有人也會想到香港面對的司法暴力，以及宏福苑災民所面對的公權力。
同一個詞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是因為其中一方不懂文字，而是因為每個人都帶着自己的生命經驗去閱讀。
語言有一群人共同接受的意思，對每一個個體而言，卻又連接着獨特而浮動的經驗。
同一件事，因為觀看的位置不同，便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理解。字面的意思與生命內裡的意思，並不一定重疊。
說回小說。
換臉法例成立後，主角也希望換臉。可是，她這樣做並非支持法例，而是希望尋找自己。
旁人看見的，卻只是一個遵從換臉制度的人。
表相與內在、敘述與經驗，一層包着一層。每當人以為自己接近真相，真相又向後退了一步。
故事結尾，主角陷入失語。
當她按照制度要求，因為換臉而重新申請身分證時，她已經無法向別人說明真正的自己。
制度要求她在表格上填寫這張臉的故事，作為執法部門可以接受的證明。但她敘述自己的方式，與制度要求的敘述愈走愈遠。
她不是沒有故事。
只是她的故事，無法變成表格需要的答案。
她想找的人叫慢慢。她有許多話想對慢慢說，卻一直找不到她。
直到慢慢主動來找她，她已經無法順利地把事情說出來。因為在尋找的過程裡，她自己也經歷了太多改變。
我們說出口的話，與心裡真正想表達的意思，距離究竟有多遠？
我們後來寫下的回憶，與事情發生時的感受，又是否必然對等？
小說主角最後沒有把自己的故事改寫成制度想要的模樣。她沒有激烈衝撞，也沒有完全順服。
弔詭的是，她所做的一切都沒有違法。
她似乎沒有挑戰任何東西，卻也沒有迎合任何東西。
當環境變得愈來愈單一，我們很容易把事情簡化，急於把人歸入不同類別。
然而，小說的作用，或許正是重新打開那些被簡化的部分，讓我們看見，每一個選擇背後都有它的複雜。
我仍然在香港的時候，社會上已經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好像非常撕裂。
也許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共同語言，而是因為我們所認識的現實，本來就不一樣。
我們可以因為立場爭拗，也可以因為某些字句爭拗，卻很難爭論一個人的經驗。
經驗是內在的，也是浮動的。
當個人經驗變成公共事件，我們往往急於證明自己的感受才是真的，別人的理解則是錯的。
但如果我們願意認真感受對方的經驗，便會發現每一個看似簡單的立場，裡面其實都有許多不同的層次。
換一個角度看，如果我們不認真感受，只管制定政策、執行命令，事情反而容易得多。
沒有感受，便沒有痛苦。
沒有疑問，便不會遲疑。
所以，一個社會裡最痛苦的人，往往也是最認真、最敏銳的人。
沿着這條脈絡，從《回家》《黑日》到《半蝕》，韓麗珠一直在處理香港人的內外困境。
來到《半蝕》，這座雙重牢籠變得更加狹窄。
一邊是急劇轉變的政治局勢，另一邊是疫情帶來的隔離、社交距離和口罩。
外面的城市變了，個人的身體也被重新規管。
韓麗珠的書寫戳破了一個常見的幻象。
我們不能單靠投身集體，消解自身的困境；也不能躲進私人生活，假裝外面的社會從來不存在。
簡單來說，情場失意，不會因為走上街頭便自然得到解決；抗爭受挫，也不能單靠談一場戀愛轉移視線。
個人與社會從來不是二擇一。
內在與外在互相交融，也互相侵蝕，使人逐漸進入一種內外同時消耗的半蝕狀態。
其實，在重大社會事件發生以前，香港人早已被速度和效益推進倦怠之中。
我們像走上一個愈轉愈快的倉鼠輪，軸心卻是自己。
那時候很疲倦，但至少還可以做回自己，為自己保留一些空間。不需要向別人逐一交代自己想什麼、相信什麼、贊成什麼，又反對什麼。
後來，外面的環境開始以國家安全、社會安全和團體安全為理由，要求每個人變得透明。
身分要清楚，立場要清楚，說過什麼、認識什麼人，也要清楚。
然而，一個把所有角落照得通明的社會，並不必然帶來安全。
當黑暗被視為必須驅逐的東西，光本身也可能成為暴力。
《半蝕》並不只是提出問題。
即使書中充滿痛苦、疲憊和束手無策，它仍然嘗試在各種難關之中尋找出口。
有時候，努力寫作不是為了證明自己已經找到答案。
只是為了繼續抵抗，繼續尋路。
《半蝕》最後一章題為〈中陰生活〉。
我讀到這裡時，很自然地想起《西藏生死書》。我是在讀這本書的時候，第一次接觸到中陰這個概念。
簡單來說，中陰就是一個階段已經結束，下一個階段尚未開始的中間狀態。
人已經離開原來的位置，卻還沒有抵達下一個地方。舊的世界正在消失，新的世界仍未成形。
中陰原本是藏傳佛教對生命過渡狀態的理解，但我後來覺得，它也很適合用來理解人生中那些懸而未決的時刻。
失去一份工作，尚未開始另一種生活。
離開一段關係，還不知道自己會成為怎樣的人。
熟悉的城市逐漸改變，新的歸屬卻仍未出現。
這些都像一種中陰。
在中陰裡，意識仍然活躍，可以回到記憶中的任何地方，卻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事情。
它是一段被動、混亂而不安的時間，也是一段可能重新認識自己的時間。
香港也像停留在一段漫長的中陰時間裡。
熟悉的城市已經改變，新的生活卻還沒有清楚展開。
它像歷史舞台上兩次燈暗之間的空白。
上一幕已經結束。下一幕仍未開始。
又或者，下一幕其實已經開始，只是我們還未接受。
觀眾坐在黑暗中，不知道布幕再次打開時，眼前會出現什麼。
然而，中陰也可以是一段練習時間。
練習接受舊的生命已經死去，也練習在不知道新的生活將會如何展開時，仍然繼續生活。
疫情期間，韓麗珠寫到自己的穴居時期。
關上通向外界的門，收起向別人呈現的面孔，也暫時閉上說話的嘴巴。
移動受到限制，生活空間縮小，反而意外地得到一段向內凝視的時間。
穴居不是答案，也不是浪漫的退隱。
它只是讓人在倦怠與透明兩種壓力之間，稍微拉開一點距離，重新整理自己。
在處理更大的問題以前，人仍然要喝水、坐直、活動身體，好好吃一頓飯。
這些微小的事情並非逃避現實，而是為了讓自己有能力穿過現實。
在面對外面的壓迫以前，先低頭反身凝視自己。看清楚自己，才有可能重新看見他人。
從《回家》走到《半蝕》，我們看到的並不只是失去，也是一條逐漸明亮起來的路。
回家可能是一條艱辛的上坡道。
走到最後才發現，家未必是原來的地方，也未必是某一幢仍然存在的房子。
當舊有的家園已經改變，人只能在近乎空無的地基上，嘗試建立新的家。
這也使我重新想到韓麗珠在《明報》最後的兩篇文章。
〈選擇的困難〉談的是，在重重掣肘之下，人如何確認手中的筆仍然屬於自己。
〈覺察〉談的則是，當許多事情已經不能談論，人如何保存對不公義的感受。
前者得以刊出，後者未能刊出。
兩篇文章放在一起，恰好完成了一個時代的註腳。
一個能夠和時代一起呼吸的作家，最終因為呼吸得太真實，而失去了原來發表作品的空間。
可是，失去一個專欄，並不等於失去寫作。
文章不能在報紙出現，仍然可以抵達讀者。作者離開了一個位置，也可能因此保存了自己的聲音。
有人選擇留下，有人選擇離開；有人承受，有人拒絕。
每個人站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責任和考量。
最重要的，也許不是所有人作出相同的選擇，而是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正在選擇什麼，並且願意承擔那個選擇的重量。
有些作家讓我們暫時離開現實。
有些作家陪我們直接面對現實。
真正能夠和讀者一起經歷時代的作家，也許會失去原來說話的地方。但只要文字仍然能夠抵達讀者，那個地方就不會完全消失。
筆仍然在她手裡。
閱讀的人，也仍然在這裡。
祝福韓麗珠。
希望離開這個專欄之後，她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寫作，期待她的新作品。
因為在一個愈來愈難以說清楚自己的時代，我們仍然需要這樣的作家。
陪我們辨認自己的臉，保存自己的經驗，也替那些逐漸失去聲音的人，留下一種可以繼續說話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