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回望自己年輕的時候，往往都記得曾經如何捱苦、如何加班，以及如何忍受微薄的薪酬，卻不太記得自己二十二歲時，同樣抱怨過工作、老闆和前途。於是，當新一代開始質疑長工時、拒絕無償加班，甚至不願意為了升職而犧牲生活，上一代便很容易得出一個熟悉的結論：現在的年輕人愈來愈懶，也愈來愈不願意工作。
然而，2026年10月9日出版的《Newsweek》，以〈Generation Gain〉為題刊登Suzanne Blake的分析報道，卻以美國勞動市場數據提出另一種解釋。Z世代未必比千禧世代更懶，他們只是進入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勞動市場，也更願意追問上一代所接受的工作承諾是否仍然有效。
當「努力工作、保持低調，將來自然會得到回報」不再是可靠的交換條件，拒絕盲目服從未必代表缺乏動力，也可能是一種更現實的計算。
金融教育專家Michael Ryan在報道中說：
“Gen Z isn’t lazy. They’re different. They’re more willing to question whether the old bargain of ‘work hard, keep your head down and eventually you’ll be rewarded’ still makes sense.”
「Z世代並不懶惰，他們只是與上一代不同。他們更願意質疑那種『努力工作、埋頭苦幹，最終便會得到回報』的舊有承諾，今天是否仍然合理。」
這句話其實道出了兩代人最大的分歧。
上一代習慣把忍耐視為工作倫理的一部分，因為他們相信資歷、忠誠與長期投入終有一天會換來升職、加薪和穩定生活；Z世代成長時看到的，卻是企業裁員、零工經濟、合約職位、房價急升，以及一份工作不再足以保證置業、養家或安穩退休。在這種環境下，他們不是不知道努力的重要，而是不再相信所有努力都會得到相稱回報。
《Newsweek》引述履歷平台Zety的《Early Career Labor Market Report》。該報告分析美國勞工統計局的資料，把2005年至2008年、年齡介乎二十至二十四歲的千禧世代，與2021年至2024年同一年齡層的Z世代作比較。經通脹調整後，Z世代全職僱員的每周薪酬中位數約為756美元，千禧世代同期則為674美元，兩者相差約百分之十二點三。
失業率的比較同樣對Z世代較為有利。報告顯示，Z世代在二十至二十四歲時的平均失業率約為百分之七點五，低於千禧世代同齡時的百分之八點九。這些數字至少說明，對已經進入勞動市場的年輕人來說，Z世代取得工作的機會較高，所得薪酬也比上一代在同一年齡時更好，與「他們不願意工作」的刻板印象並不一致。
不過，這並不是一場可以立即宣布勝利的世代比較。Z世代的整體勞動參與率只有百分之七十一點一，低於千禧世代同齡時的百分之七十四點五；其就業人口比例亦只有百分之六十五點八，低於千禧世代的百分之六十七點九。換句話說，正在工作或主動找工作的Z世代比例較低，但是已經進入傳統就業市場的人，薪酬和失業情況反而較佳。
這項差異十分重要，因為失業率只計算正在尋找工作而尚未就業的人，已經退出勞動市場、不再求職的人並不包括在內。因此，較低的失業率不能直接證明整個Z世代都過得更好，也可能反映部分年輕人正在延長學業、從事非傳統工作、照顧家人，或者因為其他原因暫時沒有求職。若忽略勞動參與率，只看失業率與全職僱員薪酬，便可能高估Z世代整體所取得的優勢。
然而，較低的參與率也可能產生另一種市場效果。當願意進入傳統勞動市場的年輕人減少，企業可以招聘的人數便下降，僱主需要提高薪酬和改善條件，才能吸引足夠員工。這並不是哪一代突然變得更勤奮或更有能力，而是勞動供求與議價能力發生了變化。
人力資源顧問Bryan Driscoll在報道中指出：
“Give any cohort of workers a tight market and they’ll command, and get, higher pay. Hand them a recession and they’ll spend a decade, or a lifetime, digging out.”
「只要任何一代勞工遇上一個供應緊張的就業市場，他們都有能力要求並取得更高薪酬；但如果交給他們的是一場經濟衰退，他們可能需要十年，甚至一生，才能走出困境。」
千禧世代踏入成年及就業市場時，正值金融海嘯前後。經濟衰退、企業裁員和職位不足，使許多年輕人即使擁有大學學歷，也只能接受較低薪酬或與專業不相稱的工作。職業生涯最初幾年的低薪並不容易追回，因為往後的加薪、退休儲蓄和置業能力，往往都建立在起薪之上。一場在二十多歲遇上的經濟衰退，可能留下延續數十年的財務疤痕。
Z世代面對的起點不同。他們在疫情後的勞動市場逐漸成年，當時不少行業面對人手短缺，嬰兒潮世代陸續退休，企業必須競爭有限的年輕勞動力。
Z世代熟悉科技、社群媒體與數碼工具，剛好也符合許多企業的新需求，因此取得了較強的議價位置。這些條件共同推高薪酬，卻不代表Z世代比千禧世代工作得更辛苦，也不代表千禧世代的能力較差；兩代人只是被分配到完全不同的經濟環境。
這亦解釋了為甚麼「年輕人不願意工作」是一個過度簡化的說法。Z世代並非完全拒絕工作，而是較少願意接受低薪、缺乏保障、沒有發展空間的職位。他們可能寧願延遲消費、與家人同住，甚至暫時承擔債務，也不願意為了追求上一代定義的物質成功，長期留在一份看不到回報的工作之中。
這種選擇當然不一定適合所有人，也不應被浪漫化。
房屋、醫療、教育及日常生活成本持續上升，即使Z世代的實質薪酬較高，購買力也可能被更沉重的生活開支抵銷。每周多賺幾十美元，並不代表他們更容易買樓、成家或累積退休資產；薪酬有所改善與生活變得負擔得起，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Z世代的市場優勢也不是永久的。當就業市場降溫、企業重新掌握招聘主導權，過去幾年在工資、福利、遙距工作及彈性安排方面作出的讓步，便可能逐步被收回。人工智能進一步改變初級職位後，最先受到影響的，很可能正是剛剛進入職場、經驗尚未累積的年輕人。今天因為科技能力而獲得優勢的一代，明天也可能最先面對科技取代工作的壓力。
因此，〈Generation Gain〉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Z世代終於證明自己比上一代優秀，而是它提醒我們：不同世代的工作表現，往往首先由他們所接收到的經濟環境決定。
把千禧世代的困難歸咎於不夠努力，與把Z世代的選擇批評為懶惰，其實都忽略了利率、經濟周期、勞工供求、產業結構與議價能力的作用。
對企業來說，這也是一項很現實的管理提醒。如果年輕員工不再相信忠誠必然換來保障，企業便不能只靠「努力將來會有回報」來要求他們投入。清楚的薪酬制度、合理的工作量、真正存在的晉升機會與基本生活保障，才是重新建立信任的方法。
企業可以批評年輕人不夠忠誠，但如果僱傭關係本身只剩下單方面要求，忠誠自然也難以長久存在。
《Newsweek》最後的總結十分簡潔：
“Gen Z wasn’t handed an easier path, just a different one. So far, they’re working it smarter, not harder.”
「Z世代得到的並不是一條更容易的道路，只是一條不同的道路。到目前為止，他們選擇的是更聰明地工作，而不是更辛苦地工作。」
每一代人都會按照自己面對的環境調整生存方式。上一代把忍耐視為美德，可能是因為當年的制度仍然承諾，只要留下來便有機會逐步改善生活；Z世代更重視界線、彈性與即時回報，則可能是因為他們已經看到，那份長期承諾隨時可以被企業單方面取消。
所以，我們真正需要追問的，不是年輕人為甚麼不肯再吃上一代吃過的苦，而是那些苦今天是否仍然能換來相同的回報。
當舊有交換條件已經改變，拒絕接受一份失效的承諾，未必是懶惰，也可能只是更早看清了工作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