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央電視台10月25日批評《VIVANT》（《別班》）第二季抹黑中國，指劇中中國情報人員向日本特工施加酷刑，是把侵華日軍的暴行嫁接到現代中國人身上，更將這種戲劇表現定性為「認知投毒」。讀到這則新聞，我反而更想談談，為甚麼自己這麼喜歡這套劇。
《VIVANT》目前在日本TBS逢星期日播出，追劇已成為我們每個星期的固定節目。當然，以我目前的日語程度，還需要草菇老師在旁即時傳譯，才能跟上人物之間的交鋒。於是，每次看劇，既是欣賞演員的演出，也要享受草菇老師的「現場配音」，算是我們家獨有的追劇方式。
其實，我們已經看了11集，早在看第一集的時候，便一邊看、一邊聊：「這套劇甚麼時候會被北京點名批評？」結果等了快三個月，這套在日本收視領先的劇集才終於迎來央視的批評。對我們而言，這場風波並不意外，甚至可以說，是一場遲來的批評。
吸引我的，首先是它拍出了電影的感覺。
故事的格局不斷向外延伸，畫面充滿壓迫感，人物之間的試探與對峙，又把龐大的危機拉回眼前。看着看着，注意力便被帶進去了，會想知道下一步誰在說謊、誰會背叛，以及一個看似合理的決定，究竟會付出甚麼代價。
所謂電影感，不只是場面夠大、演員陣容夠強，更在於作品能否令人相信，人物真的身處一個危險的世界。《VIVANT》讓情報戰的威脅變得具體，也讓觀眾感受到，國家利益、組織命令與個人生命之間，可以有多麼殘酷的距離。追看一套電視劇，卻有看一部長篇諜戰電影的投入，這是很難得的觀看經驗。
不過，我更欣賞的，是它在政治表達上的直接。
這一季把中國的秘密情報組織放在反派位置，明確讓中國國家機器成為威脅的來源，而這也正是此次爭議的核心。
我喜歡這份不閃躲：當故事要呈現一股以暴力、恐懼與控制達成目的的力量時，創作者願意清楚交代它來自哪裏，並承擔這個選擇引起的反彈。
說得直接一點，我欣賞它敢於讓中國以邪惡的國家力量，直接出現在故事裏。這裏的邪惡，指向的是權力的運作方式：當一個組織把人當成工具，把折磨當成手段，把國家利益當成一切行為的理由，作品便有充分的道德空間，將這種權力拍成令人恐懼、值得反抗的存在。國家形象不應該是一張豁免證，讓某些權力永遠只能以正面的面貌出現。
這也是我對央視的批評最不認同的地方。
按照報道，央視認為劇中的酷刑與侵華日軍曾使用的手段重合，因此指責作品移花接木。但單憑手段相似，便推論作品是在轉嫁歷史罪責，理由並不充分。一種暴行曾經由誰犯下，並不意味着後來的故事只能由同一方扮演施暴者。
歷史責任應該被記住，現代權力也必須接受審視，兩者沒有互相抵銷的理由。
更何況，將一套諜戰劇直接上綱為對觀眾的思想侵害，本身便低估了觀眾的判斷能力。我們可以欣賞一套劇的立場，同時討論它的人物是否過於簡化、暴力是否用得太多、情節是否合理。這些都是值得認真面對的劇評問題，但討論應該回到作品本身，不能先要求作品服從某個國家希望被觀看的方式。
我覺得《VIVANT》的勇氣，正在這裏。商業娛樂的創作者選擇鮮明的政治立場，便要承受相應的爭議。它仍然願意把這個故事拍出來，讓觀眾在懸疑與動作之外，也面對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當國家力量失去約束，個人的生命與尊嚴，究竟還剩下多少分量？
《VIVANT》第二季由堺雅人、阿部寬及役所廣司等主演，圍繞日本自衛隊秘密情報組織「別班」展開故事，首播收視率達18.8%，創下日本民營電視台今年電視劇首播收視紀錄。這些數字反映了作品的號召力，而對我而言，真正讓人願意每星期坐下來追看的，仍然是它的影像、節奏、懸念，以及鮮明的創作態度。
一套劇不會因為受到央視批評，就自動成為好作品。我喜歡《VIVANT》，是因為它既有娛樂作品的吸引力，也敢於呈現權力令人恐懼的一面。它讓那個危險有名字、有面孔，也有令人無法輕輕帶過的殘酷。這份電影感，以及不願迴避的勇氣，才是我想推薦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