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人工智能競爭，外界很容易把美國與中國描繪成兩種不同的角色：美國一方面推動技術突破，一方面擔心AI帶來的風險；中國則全力追趕，似乎不願讓風險監管妨礙發展。
然而，2026年10月24日出版的《經濟學人》，在「茶館」（Chaguan）專欄〈Artificial control〉中提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中國十分重視AI安全，只是北京理解的「安全」，除了防止技術造成傷害，也包括確保這項技術始終處於國家的掌控之下。
報道的副標題直接點出這種思路：「In full command of its own cyberspace, China wants the same for AI.」中文可以譯作：「中國已全面掌控自己的網絡空間，也希望對AI做到同樣的事。」
過去多年，中國建立了一套管理互聯網平台、資訊流通與網上言論的制度。現在，當AI開始參與內容生產、知識傳播，甚至代替人類執行任務，北京自然希望把這種控制能力延伸到新的技術領域。
報道由一段防騙宣傳影片說起。
一名中國警員提醒民眾，接到陌生來電時，最好先沉默三秒，因為騙徒可能利用簡短的聲音樣本，透過AI模仿當事人的聲線，再向親友行騙。
這個例子反映，AI風險早已進入日常生活，從電話詐騙、身份冒認，到虛假影音，都可能侵蝕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對政府而言，這些問題既涉及個人的財產安全，也關乎社會秩序與治理能力。
不過，中國社會對AI的態度，整體上仍然相當樂觀。《經濟學人》引述蓋洛普調查指出，中國受訪者中，有93%認為AI主要會為自己的國家帶來幫助，美國的相應比例則只有36%。這種差距有助理解，為甚麼北京對中美共同放慢最前沿AI發展的呼籲，反應一直冷淡。當一項技術被視為提高生產力、推動產業升級與追趕美國的重要工具，政府自然不願輕易接受限制發展速度的安排。
然而，對發展前景樂觀，並不代表監管寬鬆。
報道引述北京顧問公司Trivium的Kendra Schaefer指出：「China already has the most stringent AI rules anywhere in the world.」意思是：「中國已經擁有全球最嚴格的AI規則。」
這句話挑戰了一種常見印象：中國積極發展AI，因此必然容許企業自由試驗。實際上，北京希望技術快速進步，同時也要求企業在政府訂下的界線之內發展。
根據報道，中國的AI安全治理框架在9月更新，列出了54項風險，分為模型本身、技術應用，以及衍生影響三大類。
當中既包括模型出現非預期行為，也包括犯罪分子濫用技術，以及社會疏離等問題。框架亦提出，在AI代理執行任務的過程中設立檢查關卡，讓人類可以審核，必要時中止其行動。這些措施顯示，中國對AI風險的理解，涵蓋了不少其他國家同樣關注的技術與社會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也愈來愈重視AI失控的可能性。
報道指出，2024年最初版本的安全框架，只輕輕提過一次失去控制的問題，最新版本則提及十多次。
不過，中美之間仍存在觀念上的差異：美國部分研究者擔心，AI最終可能超越人類智能，甚至自行主導演化；中國較普遍的看法，則是AI雖然具有改變時代的力量，仍然可以透過制度與技術加以駕馭。
這種理解，也解釋了北京為何不願因為「末日式風險」而放慢腳步。
報道指出，習近平把AI與蒸汽機、電力及互聯網相提並論，視之為可以改變經濟與社會的重大技術。當中國在最前沿模型的表現上仍然落後美國，要求雙方一起踩煞車，在北京眼中便可能具有維持現有領先格局的意味。安全可以透過管理來處理，追趕的機會卻不能輕易放棄。
中國的監管還有另一個鮮明重點，就是政治與意識形態。
報道指出，官員希望確保模型在重大問題上的回答，不會與黨的立場相矛盾，也不會削弱既有的控制能力。因此，北京所追求的AI安全，同時包含防止詐騙、保障使用者、維持社會秩序，以及維護政治權威。
當AI成為人們理解世界、取得資訊與形成判斷的入口，誰能決定它可以說甚麼，便成為治理的核心問題。
然而，規則嚴密，也可能產生意料之外的弱點。《經濟學人》提出，在政府介入相對較少的美國，一些企業會自行評估模型風險，甚至要求政府建立更多保障；中國企業則可能較為被動，等待主管部門指示，才採取相應措施。報道引述北京機構Concordia AI的檢視，在十家近期推出模型的中國企業中，只有五家公布安全評估。
這個樣本提醒我們：監管規定的數量，與企業主動承擔安全責任的程度，並不能直接畫上等號。
這也是中國AI治理最值得觀察的矛盾。
政府希望把風險納入管理，但技術進展未必會依照行政程序前進；企業若習慣等待指令，便可能在新問題出現時缺乏主動應對的能力。尤其當AI逐漸由回答問題，發展成可以自行規劃及執行任務的系統，監管者需要掌握的，已經包括模型的行動方式，以及它與其他系統互動後產生的後果。
理解中國AI戰略的關鍵，在於北京相信「快速發展」與「牢牢掌控」可以同時實現。
過去互聯網治理的經驗，或許強化了這種信心，但AI的能力、用途與風險仍在不斷變化，既有的管理方法能否持續有效，仍有待驗證。中國願意為AI訂立多少規則，已經相當清楚；更值得追問的是，這套制度能否讓企業及早揭露問題、主動處理風險，並在技術超出預期時及時作出調整。這將決定「可控的AI」究竟是一項可以實現的治理目標，還是一種過度樂觀的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