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應該是保存知識、訓練思考及挑戰既有觀念的地方，但當課程名稱愈來愈新穎，研究議題愈來愈貼近政治潮流，行政文件也充滿多元、公平、共融、去殖民及可持續發展等詞語，我們仍然需要追問一個看似簡單、實際上相當重要的問題：學生投入數年時間，究竟學會了甚麼？
大學所提供的，到底是嚴謹的知識訓練，還是一套符合時代潮流的表態方式？
2026年8月15日出版的《The Spectator》刊登Lara Brown撰寫的評論文章〈Alma madder〉。標題把代表母校的拉丁文“alma mater”改成帶有「更加瘋狂」意味的“Alma madder”，副題則是“The burgeoning craziness in British universities”，中文可以譯作：「英國大學中日益蔓延的瘋狂現象。」
這是一篇立場鮮明而且刻意帶有諷刺意味的文章，作者透過一系列課程、論文與研究計劃，批評英國高等教育逐漸被意識形態、行政話語及欠缺實際價值的研究佔據。
Brown在文章開首借用《瘟疫年紀事》作者笛福的觀察，形容瘟疫患者往往要到皮膚出現病徵時，才知道自己早已受到感染。她以此比喻英國大學的處境，認為近期引起爭議的個別學術事件，不是制度開始出現問題的第一個信號，而是長期問題累積後終於變得清晰可見的症狀。
這個比喻當然相當尖銳，但它提出了一個值得認真討論的問題：我們今天看到的究竟只是少數離奇個案，還是整套學術獎勵與大學治理制度正在發生偏移？
文章首先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必修課程LSE100為例。這所大學以經濟、金融、政治及社會科學研究聞名，也曾培養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但所有一年級學生都要修讀這門「旗艦跨學科課程」。
學生可以從如何改變氣候未來、如何控制人工智能，以及如何建立公平社會等主題中作出選擇。
跨學科教育原本可以突破專業壁壘，讓學生理解科技、經濟、政治與倫理之間的關係。教育真正需要培養的，不是學生能否熟練地重複「公平」、「共融」或「可持續」等詞語，而是他們能否界定問題、檢視證據、辨別因果，並且在面對反對意見時重新審視甚至修正自己的判斷。
文章列舉了一些引起爭議的研究方向，包括探討Instagram如何處理鋼管舞內容、研究鋼管舞表演者的職業發展，以及以樂高模型呈現種族不平等、制度障礙和去殖民化經驗。其中一項研究要求參加者利用樂高積木建造牆壁、梯子及橋樑，作為種族主義的隱喻。這類參與式研究未必天然沒有價值，因為視覺化和遊戲式方法有時可以協助受訪者表達難以直接說明的經驗；真正需要檢驗的，是研究問題是否清晰、方法是否嚴謹，以及所得結論是否超越參與者當下的主觀感受。
《The Spectator》的批評焦點，不是大學絕對不能研究鋼管舞、網絡平台、流行文化或少數群體，而是這些研究與學生付出的時間、公共資金及學術職位之間，是否保持合理比例。冷門題目也可能產生重要知識，今天被視為邊緣的研究，日後亦可能展現價值；然而，「題目新穎」不能代替方法嚴謹，「研究對象受到忽略」也不能自動證明研究本身具有學術貢獻。
文章把部分現象歸因於多元、公平與共融政策，認為相關理念已由保障機會平等，逐漸演變成預先規定結論的教條。這項批評需要保持分寸，因為高等教育過往確實存在性別、階級、族裔及身心障礙方面的不平等，重新檢視課程內容及制度門檻，也不等於放棄學術標準。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大學是否追求共融，而在於共融是否被理解成降低證據要求、迴避觀點衝突，或者把質疑某種理論視為對某一群體的冒犯。
同樣的矛盾也出現在「去殖民化」的討論中。
重新檢視知識如何受到帝國歷史及權力關係影響，本來可以擴闊學生的視野，讓更多被忽略的思想傳統進入課堂。然而，如果去殖民化變成把學者按種族、性別或政治背景分類，再以身份判定其作品是否值得閱讀，它便可能重建自己原本聲稱要反對的簡化思維。
文章提到，愛丁堡大學數學院也承諾推動數學「去殖民化」，並稱數學史的傳統敘述通常集中於順性別、異性戀、白人歐洲男性。
數學史當然不應忽略其他文明及女性學者的貢獻，但數學命題是否成立，最終仍須由推理和證明判斷。歷史敘事可以更加完整，知識標準卻不能因研究者的身份而改變；否則，大學便會把「誰提出一個觀點」放在「這個觀點是否正確」之前。
作者Brown對英國文學研究的批評更加直接。她提到有學術文章拒絕慶祝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出版四百周年，並把這套文獻與化石燃料、石油資本及氣候危機聯繫起來。作者以一句尖銳的話概括這種傾向：“It’s a lot easier to condemn Shakespeare for climate change than to analyse his work.” 中文可譯作：「把氣候變化歸咎於莎士比亞，遠比認真分析他的作品容易。」
這句話的重點，不是文學研究不能討論環境、性別、階級或帝國，而是分析框架不應取代作品本身。如果每部經典作品最後都被套入同一種權力敘事，研究便可能失去辨別文本差異的能力。
真正有說服力的批判，應該先充分理解作品的語言、歷史脈絡與藝術結構，再說明某種理論能夠揭示哪些過去未被注意的問題，而不是先寫好道德判詞，再從文本中尋找可以配合的證據。
文章亦批評部分英國大學開設魔法與神秘學、披頭四文化、電競及網上直播等學位或課程，並質疑學生為這些選擇承擔學費與貸款是否值得。
可是，課程名稱聽起來新奇，並不足以證明它缺乏價值；流行音樂可以涉及文化史、產業經濟及知識產權，電競也可以涉及程式設計、媒體製作及商業管理。判斷一個課程是否合理，應看其教學內容、師資、學術要求與畢業成果，而不能只憑名稱作出結論。
這正是《The Spectator》這篇文章既有力量，也需要被審慎閱讀的地方。作者選取最容易引起讀者驚訝或嘲笑的例子，以支持英國大學陷入荒謬的主張，但這些個案未必足以代表整個高等教育體系。有些研究可能確實欠缺價值，有些則可能只是被抽離研究方法與背景後顯得可笑。評論文章可以提出警號，卻不能代替對課程質素、研究成果及經費效益的系統評估。
然而，文章對大學治理提出的制度性問題仍然值得重視。學術界的研究與教學長期由各院系自行管理，外界很難知道課堂實際教授甚麼，學生也未必願意公開批評負責評分的教師。英國即使修訂教學質素評估制度，也主要依靠畢業成果、學生滿意度及行政指標衡量質素，未必有人真正檢視一門課程是否傳授了有價值的知識與能力。
大學同時面對一種奇怪的誘因結構。學者需要持續發表論文、申請研究資助並展示「影響力」，院校也需要開發新課程以吸引學生和資金。在這套制度下，一個普通但紮實的研究題目，未必比一個具有政治潮流、媒體話題或身份標籤的項目更容易獲得注意。學術界於是可能產生大量外表新穎、語言複雜，實際貢獻卻相當有限的成果。
公共資金的分配更使問題變得敏感。同一套制度既可能資助癌症治療、醫療影像、基因研究與生態保育，也可能支持成果難以衡量的文化研究。這不代表自然科學必然比人文學科重要，因為一個社會仍然需要歷史、哲學、文學及藝術；問題在於學術界是否具備足夠清晰的標準，向公眾解釋不同研究為何值得投入，以及它們帶來了甚麼新的理解。
Brown亦把部分大學的財政困境與課程質素聯繫起來。學生貸款長期保障了院校收入，使一些本來可能因課程缺乏需求或質素不足而被淘汰的機構得以延續；當學生把學費視為未來才需要處理的貸款，學校也較容易把教育包裝成一種消費體驗。結果，大學可能更重視課程是否容易宣傳、是否符合當前潮流，而不是它是否要求學生投入艱苦而持續的學習。
然而，英國大學並非只剩下文章所描述的荒謬現象。作者也承認，許多院校仍有運作良好的學系，研究人員繼續在醫學、科技及其他領域取得重要成果。真正的危險不在於所有大學已經失去價值，而在於制度缺乏有效機制，把優秀研究與空洞成果區分開來，也缺乏誘因讓院校主動淘汰質素欠佳的課程。
我們不應把這場爭論簡化成支持或反對「覺醒文化」。如果只用政治標籤互相攻擊，大學便會由一種教條走向另一種教條。比較有意義的做法，是要求所有立場接受同一套學術檢驗：研究問題是否重要，論證是否有證據，方法能否被檢視，反方觀點是否得到公平處理，學生又是否真正學會可以延伸至其他情境的知識與能力。
大學的責任不只是令學生感到被認同，也不是故意令所有人感到不舒服。它應該創造一個可以提出困難問題、容許分歧存在，並以理據而非身份決定觀點價值的環境。學生應該受到尊重，卻不應被保護至毋須面對任何挑戰；教師可以關心社會公義，也可以對時代提出批判，但不能以道德立場代替專業能力，更不能因為某種觀點在政治上較為正確，便免除它接受證據與邏輯檢驗的責任。
寫到這裏，我也不免想起自己母校香港中文大學。我曾經以身為中文大學的學生為榮，因為在我的理解之中，大學正應該是一個讓人自由提出問題、認真追求知識，並讓不同觀點憑理據公平交鋒的地方。那份自豪感並不只來自大學的排名、校園環境或學位名聲，而是來自我曾經相信，一所真正的大學會尊重思想，也會尊重思想碰撞之後可能出現的改變。
正因如此，讀到《The Spectator》這篇文章時，我有一種格外複雜的感受。文章所描寫的雖然是英國大學，但當中關於學術標準、身份政治、行政話語及大學功能逐漸偏移的爭論，對我而言並不完全遙遠。今天的中文大學，在我的感受中，已經呈現出與昔日很不一樣的面貌；那個我曾經引以為榮、相信可以自由辯論並認真追求知識的校園，似乎正在被另一套現實取代。
我並不是認為昔日的中文大學完美無缺，也不是要求大學只能保留某一種反建制的立場。
恰恰相反，我所珍惜的正是大學能夠容納不同立場，讓彼此不認同的人仍然可以提出問題、交換理據，甚至在證據面前改變自己的看法。如果校園只剩下被允許的答案，或者教師與學生在開口之前，首先考慮的不是觀點是否合理，而是它是否符合某種權力、身份或政治要求，那麼大學即使仍然保留漂亮的建築、排名與學位，某些更珍貴的精神也可能已經逐漸消失。
也許正是這份個人經歷，使我無法把《The Spectator》的批評只當成英國文化戰爭中的一篇諷刺文章。
它令我再次追問：我們所懷念的大學，究竟是一個機構、一個名字，還是一種願意讓真理在辯論中被尋找的精神？當一所大學變成另一副模樣，校友最深的失落未必來自它採取了與自己不同的立場，而是它可能不再願意為思想的自由、專業的標準，以及容納分歧的勇氣留下足夠空間。
我對中文大學仍然有感情，所以才會對它今天的模樣有所失望。真正的認同從來不等於無條件讚美，而是在看見偏離時仍然願意提出質疑，也希望它有一天能夠重新成為一個讓學生不必害怕困難問題、讓教師以學問而非姿態取得尊重，並讓不同觀點可以憑理據公平交鋒的地方。
批評一所自己曾經熱愛的大學，並不是要否定它的一切，而是因為仍然記得它本來可以代表甚麼。
《The Spectator》的文章或許帶有選擇性取材及文化戰爭式的修辭，但它提出的核心問題不能因此被忽略。當大學比以往更擅長展示價值觀、更懂得設計引人注目的課程名稱，也更熟悉申請資助所需的語言，它是否仍然願意用同樣的精力，檢驗自己的教學與研究究竟產生了多少真正的知識？
一所值得信任的大學，不需要所有研究都能立即產生商業回報，也不應只教授就業市場當下需要的技能。可是，它至少應該能夠解釋，為甚麼一門課值得學生投入時間，為甚麼一項研究值得社會提供資源，以及它採用甚麼標準區分深刻與空洞。
學術自由的價值，在於讓人探索不受歡迎和暫時看不見用途的問題，但自由若要長久，也必須伴隨專業責任與公開問責。
當大學不再敢判斷甚麼是優秀研究，甚麼是薄弱論證，最終受損的不只是納稅人和學生，也包括真正有價值的冷門學問。
保護學術自由的最好方法，從來不是宣稱所有研究都同樣重要，而是建立一套容許創新、包容多元，同時敢於分辨質素高低的制度。大學不應成為政治口號的回音室，也不應淪為只計算經濟回報的職業訓練所；它最重要的工作，仍然是教導人如何認真思考，並讓證據有機會改變我們原來的立場。
我曾經以中文大學學生的身份為榮，而我仍然希望，有一天這份自豪可以不只是一段屬於過去的記憶。
因為一所大學真正值得校友珍惜的，從來不只是它曾經擁有多少名望，而是當時代、政治和社會壓力迎面而來時，它是否仍有勇氣捍衛知識的標準，保護提出問題的自由，並容許那些不討好任何一方的聲音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