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最先摧毀的是人的生命與日常生活，但它真正試圖消滅的，往往還包括一個民族對自身歷史的理解、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以及向下一代說明「我們是誰」的能力。
坦克可以佔領城市，導彈可以摧毀博物館，但如果一個民族的記憶、作品與故事仍然有人保存，征服便始終不能算是完整。
2026年8月15日出版的《The Spectator》在「Books & Arts」版刊出烏克蘭作家安德烈・庫爾科夫（Andrey Kurkov）的書評〈Culture wars〉，評介英國藝術記者夏洛特・希金斯（Charlotte Higgins）的新作《Ukrainian Lessons: Art in a Time of War》。這篇文章討論的並不只是戰爭如何破壞藝術，而是藝術家、作家、詩人、音樂家及普通人在戰火之中，如何重新理解文化的意義。
庫爾科夫在文章開首引述立陶宛裔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於1939年寫下的一句話：“The nonsense was over at last.” 中文可以譯作：「荒謬的幻想終於結束了。」當時，歐洲長期的不確定狀態正迅速轉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希金斯則借用這句話，形容烏克蘭在經歷克里米亞被吞併及頓巴斯八年的「局部戰爭」後，最終面對全面戰爭爆發的一刻。原本仍可被視為遙遠風險的事情，突然成為每個人無法逃避的現實。
希金斯是一位資深藝術記者，她在2022年9月首次前往烏克蘭採訪，發現自己不只是走進一場軍事衝突，也走進了一個正在被攻擊、同時又奮力保護自身文化的國家。她在同年秋季開始向一位住在捷爾諾波爾的老師學習烏克蘭語，嘗試從語言內部理解這個國家。她所記錄的不是站在安全距離之外觀察戰爭的心得，而是一個外來者逐步學習如何聆聽、辨認及尊重另一個民族的過程。
《Ukrainian Lessons》沒有採用傳統章節，而是以一節又一節附有日期的「課堂」組成。
這個安排既包括簡短的語言課，也包括作者與藝術家、詩人及作家的對話，使讀者感受到文化並非抽象概念，而是一件可能在下一次空襲中突然消失的具體事物。當一幅畫、一份手稿、一座檔案館或一種語言正面臨被摧毀的危險，人們才會真正意識到，文化從來不是和平年代可有可無的裝飾。
希金斯把俄烏戰爭放進更廣闊的全球文化史與地緣政治背景之中，並提到1994年的盧旺達大屠殺及1972年北愛爾蘭倫敦德里的「血腥星期日」。這些歷史經驗提醒我們，戰爭及政治暴力從來不只爭奪領土，它們也會重新界定誰有資格說話、誰的記憶可以被保存，以及誰的歷史會被寫進官方敘事。一個民族的文化一旦被貶低、禁止或改寫，其政治上的存在也會隨之受到削弱。
俄羅斯與烏克蘭文化之間存在漫長而複雜的關係，但這種接近並不等於兩者可以被視為同一文化。
帝國往往先宣稱被統治者與自己「本來就是一家人」，再把對方的獨立語言、文學及歷史描述為次等、地方性或人為製造的產物。（這個也是中國常用的伎倆。）
當烏克蘭作家堅持以自己的語言創作，博物館保存自己的歷史，普通人傳唱自己的歌曲，他們所保護的便不只是藝術品，而是烏克蘭作為一個獨立政治共同體的文化基礎。
戰爭也改變了創作者對語言的感受。和平時期的文學可以容納含蓄、隱喻及形式實驗，但當現實被導彈、傷亡名單及城市廢墟佔據，許多原有的表達方式便會顯得無力。居於利沃夫的詩人 Halyna Kruk 說：“No metaphors work against a man with a machine gun.” 中文可譯作：「面對一個手持機關槍的人，任何隱喻都不起作用。」這句話並不是否定詩歌，而是承認暴力會迫使語言面對自己的限度。
希金斯對此回應：“I’m sorry that poetry doesn’t kill.” 中文可譯作：「我很遺憾，詩歌不能殺人。」詩歌確實無法攔截導彈，也不能代替軍隊收復城市，但它可以保存那些暴力試圖抹去的名字、經驗與尊嚴。文化未必能夠直接殺死敵人，卻能阻止一個民族被描述成沒有歷史、沒有主體性，也沒有資格決定自身命運的人群。
《The Spectator》的書評把書中一項重要觀察概括為：“Artists, writers, musicians and filmmakers begin to perceive culture not only as a victim but as a weapon.” 中文可以譯作：「藝術家、作家、音樂家和電影工作者開始把文化看成不只是受害者，也是一種武器。」
這裏所說的武器，並不必然是煽動仇恨的宣傳工具，而是一種抵抗消失、失語及被他人定義的力量。
戰火中的文化首先仍然是受害者。
劇院、圖書館、教堂、博物館與歷史建築會在轟炸中倒塌，藝術家和作家也可能被殺害或被迫流亡。然而，正因為文化受到攻擊，保護文化的人才會產生一種接近救援生命的急迫感。他們明白，一座城市即使日後重建，如果它的檔案、作品及歷史記憶已經永遠消失，重建回來的也可能只剩下沒有靈魂的建築物。
書中最動人的故事之一，是 Leonid Marushchak 與自稱「流氓」的 Arif Bagirov，在沒有正式指示或許可的情況下，冒險進入被圍困的巴赫穆特。他們前後二十二次走進這座歷史城市，把藝術品及檔案運送出去。當部分地區幾乎只剩坦克可以進入時，Marushchak 仍然駕駛妻子的迷你汽車穿越危險地帶，而 Bagirov 則把自己的生命交給這位更果斷的朋友。
在另一次行動中，兩人換上一輛空間較大的平治 Sprinter 客貨車，前往利西昌斯克，搶救一座紀念烏克蘭詩人 Volodymyr Sosiura 的小型博物館。他們帶走的物件甚至包括詩人的帽子。從物質價值來看，一頂帽子或許算不上珍貴，但在文化記憶之中，它讓一位作家從歷史名詞變成曾經生活、創作並留下痕跡的具體人物。
當希金斯問 Bagirov 是否害怕死亡時，他表示自己曾告訴自己，既然這些可能是生命最後的日子，便應該活得明亮一點，也要讓死亡變得美麗；如果為了 Sosiura 的帽子而死，那將是最美麗的死亡。這種說法聽起來或許帶有浪漫色彩，但身處戰場的人所面對的並不是抽象的道德選擇。他們必須在現實危險之中判斷，有些看似微小的東西是否值得有人冒險保存。
這些救援者並不是因為一頂帽子比人的生命更重要，而是明白戰爭正試圖摧毀人與歷史之間的連繫。當侵略者把博物館炸毀、把檔案帶走或把地方歷史重新命名，它所做的其實是切斷一個民族與過去的關係。搶救藝術品及文獻，正是拒絕讓戰爭替未來決定甚麼可以被記住。
庫爾科夫指出，書中充滿在和平年代不容易遇見的鮮明人物。他們在廢墟、火災與死亡的背景下出現，面對的不是應否支持藝術的閒暇討論，而是必須立即決定哪些作品要先運走、哪些檔案必須備份，以及自己願意為保存文化承擔多少風險。戰爭把平凡人推到極端處境，也令他們顯露出連自己也未必預料到的勇氣。
這本書同時記錄了仍然在生的人，也記錄了未能活到作品出版的人，其中包括烏克蘭小說家 Victoria Amelina。她不只是作家，也參與記錄戰爭罪行，最終在俄軍導彈襲擊中受傷並離世。她的遭遇說明，創作者在戰爭中的角色已不再只是旁觀和書寫，有些人更成為證人、檔案保存者，以及替死者留下名字的人。
文化作為「武器」，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是它也可能被權力用來製造單一敘事。戰爭中的文化抵抗若只剩宣傳，便可能失去自我反省及保存真實的能力。因此，保護烏克蘭文化的意義，不只是以一套民族神話對抗另一套帝國神話，而是讓不同記憶、語言和個人經驗仍然有被記錄的空間。真正有力量的文化，並不害怕複雜性，也不要求所有人用同一種聲音說話。
對戰場以外的人而言，文化保育有時容易被視為次於人道救援的奢侈工作。然而，人們需要的不只是在戰爭中生存，也需要在戰後知道自己為何重建、為誰重建，以及重建的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救出一份手稿、保存一座博物館的館藏，或者記錄一位作家的故事，正是在替未來保存回答這些問題的可能。
一個國家不只存在於國界、軍隊和政府之中，也存在於人們共同記得的故事、使用的語言、閱讀的詩歌，以及願意交給下一代的物件之中。軍事防衛保護一個民族的現在，文化保育則保護它有權擁有自己的過去與未來。兩者並非互相排斥，而是一場抵抗侵略所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
戰爭或許可以令隱喻暫時失去力量，卻不能證明文化沒有用處。恰恰相反，當炮火試圖把一切變成廢墟，文化的重要性才變得最為清楚。它未必能夠阻止死亡，卻能阻止死者被遺忘；它未必能夠擊落導彈，卻能保存導彈試圖摧毀的世界。
烏克蘭所保衛的因此不只是一片土地，而是一個民族有權用自己的語言記錄生命、理解歷史並想像未來的自由。文化在戰爭中既是受傷最深的對象，也是拒絕消失的力量。只要還有人願意冒險帶走一份檔案、一本詩集，甚至一頂詩人的帽子，戰爭便仍未能取得它所渴望的徹底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