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已無朱鎔基——能臣的功業與體制的極限
朱鎔基8月去世了。
消息傳來，喜歡寫文字的我一時間竟找不到一句適合的話。不是因為七天的文博會令到身體太累，也不是沒有感覺，而是感覺太沉重、太深刻，不知道應該從何說起。這份沉重，既是因為一個曾經深刻影響整個中國的人離開了，也是因為他的離世彷彿提醒我們：由他所代表的那個改革時代，或許也真正走到了盡頭，而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更加沉重的階段。
1989年，我進入香港中文大學讀書。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在報社上夜班，一面讀書，一面接觸每天發生的政治與經濟變化。1993年畢業後，我正式加入新聞行業，成為財經記者。
因此，我並不是多年後才從歷史資料中認識朱鎔基。我的職業道路，幾乎從一開始便與他的改革時代緊緊扣在一起。
1993年，第一批中國國有企業來到香港上市。青島啤酒、上海石化等企業先後登上香港資本市場，揭開了國企境外上市的序幕。今天回望，那不只是幾宗企業上市新聞，而是一個時代的開始：中國嘗試把龐大的國有經濟接駁到國際資本市場，借助香港的金融制度、國際資金及企業管治標準，推動國企改革。
當時我身在財經新聞第一線，看着國企上市、金融改革、企業重組，以至後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那些今天已經成為歷史名詞的政策，在當年並不是書本上的抽象概念，而是一宗又一宗正在發生的新聞，也是一個又一個足以改變個人命運的機會。
中國入世之後，我把握那個時代提供的機遇，到內地創業，引入美國《華爾街日報》所屬道瓊斯集團的內容版權。從財經記者到進入中國市場創業，我整段職業歷程都深深烙上了朱鎔基改革年代的印記。
可以說，我不只是觀察過那場改革，也曾經參與其中，並且是它的受益者。沒有當年的國企改革、金融開放，以及中國與國際市場的接軌，我後來走過的許多道路可能根本不會出現。
所以，今天回望朱鎔基，對我而言並不容易。
一方面，我不能否認他的改革為中國帶來了真實而巨大的改變，也為我們這一代人打開了前所未有的空間；另一方面，正因為我親歷並受惠於那個時代，今天才更有必要追問：朱鎔基的改革究竟改變了甚麼？它改變了中國的體制，還是只提升了原有體制動員、集中和控制資源的能力？它真正解決了問題，還是以高速增長把問題推遲了二三十年？
這些問題，使我想起另一位相隔數百年的改革者——張居正。
歷史上最令人惋惜的政治人物，往往不是昏君庸臣，而是那些才幹出眾、意志堅定，甚至真心希望國家變好的能臣。庸臣的失敗容易理解，能臣的成功卻可能掩蓋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體制本身已經腐朽，一位能臣究竟是在改革體制，還是在替體制續命？
張居正與朱鎔基，正是兩個相隔數百年的典型。
張居正執政時，明朝面對國庫空虛、吏治敗壞、土地兼併及北方邊患。朱鎔基走上政治前台時，中國則面對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地方政府盲目投資、銀行亂放貸款，以及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
兩人所處的時代截然不同，面對的卻是相似的困局：國家機器臃腫失靈，中央缺乏足夠財力，官僚體系效率低下，各級利益集團不斷侵蝕公共資源。
他們採取的辦法也十分相似：集中權力、整頓財政，以強人的意志迫使整部機器重新運轉。
張居正推行考成法，整頓吏治，又透過清丈田畝及「一條鞭法」，將複雜的賦役合併並折銀徵收，試圖增加國家收入，減少行政混亂。朱鎔基則以分稅制重建中央財政能力，整頓金融秩序，推動國有企業改制，讓大量長期虧損、依靠國家輸血的企業退出市場。
兩人都痛恨官場空話，厭惡庸官懶政。他們講求數字、期限和結果，敢於得罪既得利益者。在一個習慣推諉責任的官僚體系之中，這種雷厲風行的作風，自然顯得格外耀眼。
他們的改革也確實立竿見影。
張居正執政期間，明朝財政得到整頓，國庫逐漸充實，行政效率提高，邊防亦相對穩定。朱鎔基則壓下通貨膨脹，強化中央財政，重組國企及金融體系，並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後的高速增長奠定條件。
但兩人的共同局限也正在這裏：他們改革了體制的運作方式，卻沒有改變權力與責任之間的基本關係。
張居正整頓官僚，不是要建立一套可以制衡權力的制度，而是要求官僚更有效率地服從首輔及皇權。他的改革高度依賴個人權威。一旦本人去世，政治保護消失，反對勢力便迅速反撲。萬曆皇帝清算張居正，不只是對一位權臣的報復，也暴露了改革缺乏制度根基的事實。
改革由強人推動，也就可能隨着強人的離去而終止。
朱鎔基的處境同樣如此。分稅制大幅增強中央政府的財政能力，卻令不少地方政府面對事權與財權不對稱的壓力。地方需要承擔大量公共支出，卻缺乏相應而穩定的稅收來源，於是逐漸依賴土地出讓、房地產開發及地方融資。
當城市土地由地方政府集中供應，土地便不再只是一項公共資源，也成為地方政府創造收入、擴張信用及推動投資的核心工具。農村或城郊土地經過徵收、轉換用途及重新出讓，價值可以急劇增加。國家及地方政府可以控制和調動的資源，因而大幅擴張。
這是一種極具力量的發展模式。政府可以透過土地升值融資，興建道路、鐵路、新城及工業園區；銀行可以用土地和房地產作為抵押，持續擴張信貸；國有企業及地方融資平台也可以參與其中。
表面上，土地價格上升創造了財富；實際上，卻是把未來數十年的居民收入、企業盈利及地方財政收入提前變現。房地產泡沫的真正作用，不只是令樓價上升，而是讓整個國家體系能夠透支未來。
如果資源配置制度已經改善，這種融資能力或許可以轉化為長期生產力。但如果國家單位的管治、問責和淘汰機制沒有同步改革，那麼可以動用的資源愈多，浪費的規模也可能愈大。
低效國企、地方官僚及融資平台，並沒有因為市場化改革而真正受到市場紀律約束，反而可以借助土地、信貸及政府擔保，控制比過去龐大得多的資源。
於是，改革出現了一個弔詭的結果：它沒有根本改善國家單位的體制，卻大幅增加了國家單位可以支配的資源。
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這些新增資源足以掩蓋制度的低效率。只要地價繼續上升、信貸繼續擴張、出口和投資繼續增長，錯誤投資就可以被新一輪投資覆蓋，債務也可以透過再融資不斷延續。
然而，一旦人口結構、房地產需求、出口環境及經濟增長同時轉弱，過去累積的問題便會逐一浮現：空置樓宇、過剩基建、地方債務、銀行資產風險、居民消費不足，以及地方政府財政枯竭。
因此，朱鎔基改革留下的潛在問題，並沒有在他任內完全暴露。相反，其中一部分問題可能正因為改革在短期內過於成功，而被推遲了二三十年。
國企改革也是如此。它提升了部分企業的效率，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卻讓數以千萬計的職工下崗。過去由單位承擔的就業、住房、醫療及退休保障被迅速拆解，而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完全建立。宏觀數字改善了，代價卻集中落在缺乏議價能力的普通人身上。
這正是能臣改革最深刻的矛盾：他們擅長提高資源動員效率，卻未必能夠改變資源分配的邏輯。
在一個權力缺乏制衡的體制之中，效率並不必然等於公平，更不必然代表進步。財政能力愈強，可能只是讓中央更有能力汲取資源；行政效率愈高，也可能只是讓政策成本更迅速地向下轉移；融資能力愈大，則可能令錯誤投資及債務累積到更驚人的規模。
從這個角度看，今天中國面對的困境，可能比朱鎔基上台時更加複雜。
1990年代的問題雖然嚴重，但當時的中國仍然擁有年輕人口、較低的城市化率、廉價勞動力、龐大的外資需求，以及進入全球市場的巨大空間。許多矛盾可以在高速增長中被吸收，許多改革成本也可以由新增財富承擔。
今天的情況卻不一樣。人口老化、房地產調整、地方債務、內需不足、民營企業信心下降及外部環境轉變彼此交織。更重要的是，過去用來解決問題的土地、信貸、投資及人口紅利，現在本身已經成為問題的一部分。
這便引出一個更加尖銳的疑問：今天中國面對的困境，是否還能依靠另一位朱鎔基式的「能臣」解決？
如果問題只是官僚效率不足、財政收入不夠，或者個別產業需要整頓，那麼強人改革或許仍可在短期內奏效。但如果問題來自權力過度集中、地方缺乏穩定財源、國企欠缺真正約束、居民收入佔比偏低，以及整個制度缺少公開糾正錯誤的能力，那麼再出現一位鐵腕能臣，恐怕也只能進行新一輪的資源集中。
他或許可以清理債務、整頓地方政府、迫使國企合併，甚至再次把部分改革成本轉嫁給普通家庭。但這種方法究竟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只把危機推遲到下一次？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寫張居正的一章，題為「世間已無張居正」。張居正憑藉一人之力，整頓財政，重建行政紀律，彷彿為明朝爭取了數十年時間。然而，他所挽救的是明朝的運轉能力，而不是明朝的制度根基。
他死後，人亡政息。那些被強行壓下去的財政、土地和官僚問題重新浮現，明朝最終仍無法逃避體制性的衰敗。
朱鎔基之於中國共產黨，可能也有類似的歷史位置。
他協助中共渡過1989年後至1990年代初的政治與經濟危機，以財政集中、國企改革、金融整頓及對外開放，換來其後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這段增長不只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也重新建立了政權的績效合法性。只要生活不斷改善，人們便較容易相信，現有體制雖然不完美，卻仍然有效。
然而，當高速增長逐漸走到末段，過去被增長掩蓋的制度問題便重新出現。土地財政不能無限延續，居民債務不能無限增加，地方政府不能永遠依靠借貸投資，國企也不能永久以國家信用掩蓋低效率。
過去的成功，甚至可能成為今天改革的障礙。因為掌權者很容易把一套在特定時代曾經有效的方法，誤認為一個永遠有效的制度。
因此，今天的問題已經不只是中國能否再找到一位朱鎔基，而是中國是否仍然相信，所有制度性困境都可以依靠一位能臣解決。
張居正和朱鎔基都不是單純的失敗者。他們的能力、魄力及歷史貢獻不應被抹殺。他們確實曾在危機之中挽救局面，讓接近失靈的國家機器重新高速運轉。
但機器運轉得更快，不等於方向正確；國家能夠控制更多資源，也不等於整個社會能夠更有效地使用資源。
腐敗體制最喜歡的，或許並不是庸臣，而是能臣。庸臣只會暴露它的衰敗，能臣卻可以延長它的壽命，甚至讓它在一段時間內顯得無比強大。
但能臣可以延緩危機，不能取消制度的代價。
一個只能依靠能臣才能正常運轉的制度，本身就不是一個健全的制度。張居正為明朝爭取了時間，卻沒有為明朝創造新的制度；朱鎔基為中共爭取了數十年的高速增長，但這段時間是否被用來建立一個更有問責能力、更能保障民間活力，也更能自我糾錯的體制，才是判斷這場改革最終成敗的關鍵。
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是否還有未來？
答案恐怕不在於下一位朱鎔基何時出現，而在於這個國家能否走出對「能臣政治」的依賴。
如果仍然只是集中更多權力、控制更多土地、調動更多信貸，再要求下一位能臣把舊機器開得更快，那麼改革或許可以再次帶來短期復甦，卻也會累積更大的長期代價。
只有當權力受到約束，政策可以被公開質疑，中央與地方的權責得到重新調整，國企及政府投資真正承擔失敗成本，而國民能夠分享更多經濟成果時，改革才不再只是替舊體制續命。
張居正的悲劇，不是世間再無張居正，而是明朝始終只能依靠張居正。
朱鎔基留給今天中國最重要的問題，也不是世間是否還會再有一位朱鎔基，而是經過數十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是否仍然只能等待下一位朱鎔基。
朱鎔基昨天去世了。
一位能臣離開了，而他曾經挽救的體制，終究要獨自回答他留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