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賣騎手困局:跑得越快，卻離未來越遠
中國城市裡最常見的風景之一，不是高樓大廈，也不是無人駕駛汽車，而是一群穿梭在車流之中的外賣騎手。
他們穿著黃色、藍色或橙色制服，在紅綠燈之間穿行，在商場與住宅區之間奔波，將食物、藥品、衣物和各式各樣的商品送到消費者手中。
對許多人而言，他們只是手機應用程式裡的一個移動圖標；但對中國經濟而言，這支數量高達數千萬人的勞動大軍，卻是數位消費時代最重要的基礎設施之一。
2026年6月6日出版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中國專欄《茶館》（Chaguan）刊登了一篇題為 〈The Very Fastest Fatigue〉（最快的疲憊） 的文章，深入探討中國外賣騎手的處境。文章副標題寫道：
“New rules aim to help delivery drivers but the economy will keep them down.”
「新的規定試圖改善外賣員的處境，但疲弱的經濟現實仍將使他們難以翻身。」
這不只是一篇關於外賣員的報導，更是一面反映中國勞動市場現況的鏡子。
十年前，我還在上海工作，外賣平台興起之時，許多年輕人將這份工作視為改變命運的機會。
與工廠流水線相比，外賣工作收入較高，也更加自由。對於剛離開農村、缺乏學歷或技能的人而言，這是一條進入城市、獲得收入的捷徑。
然而，《經濟學人》指出，這種黃金時代已經結束。
文章訪問了一位淘寶閃送騎手吳先生。他坦言，現在的收入與幾年前相比已經大幅縮水。
“Whatever you do, nothing’s easy.”
「無論做什麼事情，如今都不容易。」
他回憶，過去每送一單可以賺取7元人民幣，如今已降至4元左右。當經濟放緩、訂單成長停滯，而平台之間的競爭愈發激烈時，壓力最終都轉嫁到了騎手身上。
文章引用他的話：
“After food and housing, there’s barely anything left.”
「扣除吃飯和住宿開支之後，幾乎什麼都剩不下來。」
這句話或許比任何統計數字都更能反映現實。
許多人以為，外賣騎手最大的風險來自交通事故。
然而，《經濟學人》認為，更深層的問題其實來自演算法。
文章指出：
“Algorithms dictate order flows, pushing them to work faster.”
「演算法決定訂單流向，迫使騎手必須不斷加快速度。」
在今天的平台經濟裡，管理者不再是人，而是程式。
每一張訂單的派發、每一分鐘的配送時間、每一次客戶評分，甚至每一條送貨路線，都由系統自動計算。
對平台而言，這意味著更高效率。
對騎手而言，則意味著永無止境的倒數計時。
許多騎手明知超速危險，卻仍然選擇冒險。因為一旦超時，不但收入減少，還可能遭受系統懲罰。
於是，時間成為最大的壓力來源。
而疲勞，則成為這個產業最普遍的職業病。
事實上，中國官方並非不知道這些問題。
近年來，從官方媒體到地方政府，都曾多次討論外賣員的勞動保障問題。
文章指出：
“Chinese media and officials have not shied away from discussing the pressures and perils faced by delivery drivers.”
「中國媒體與官方並不避諱討論外賣騎手所面對的壓力與風險。」
甚至連習近平也曾公開表示，城市運作離不開這些基層勞動者。
2021年，中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保障外賣員權益的新規，包括保障最低收入、改善派單演算法，以及要求平台承擔更多責任。
從政策文件來看，方向似乎正確。
然而，《經濟學人》認為，問題出在執行層面。
文章寫道：
“In practice, officials generally failed to implement these standards and punish violations.”
「在實際執行上，政府往往未能有效落實這些標準，也未能處罰違規行為。」
換句話說，規則存在，但效果有限。
這種情況其實並不罕見。
因為真正驅動平台運作的，仍然是市場競爭與成本壓力，而非政策口號。
《經濟學人》最值得深思的觀點，是它並沒有把所有責任都歸咎於平台企業。
文章認為，即使政府加強監管，即使平台改善制度，外賣騎手的處境仍然很難根本改變。
原因在於整體經濟環境。
文章指出：
“The delivery industry is a final refuge for those unable to find more stable jobs elsewhere.”
「外賣行業已經成為那些無法找到更穩定工作的人的最後避風港。」
這句話非常沉重。
當製造業放緩、房地產低迷、企業招聘減少時，大量勞動力湧入外賣產業。
供給增加，自然壓低工資。
即使平台願意提高待遇，也很難改變整個市場供需失衡的現實。
因此，外賣員的困境並不只是勞工問題。
它其實是經濟結構問題。
文章還指出一個鮮少被討論的現象。
中國外賣騎手雖然人數龐大，但幾乎沒有真正的集體談判能力。
《經濟學人》寫道：
“Drivers cannot engage in true collective bargaining.”
「外賣騎手無法進行真正意義上的集體談判。」
由於缺乏獨立工會和談判機制，個別騎手幾乎無法影響平台政策。
當收入下降時，他們只能選擇接受，或者離開。
但對許多人而言，離開並不是選項。
因為外面未必有更好的工作。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騎手即使筋疲力盡，仍然選擇繼續奔跑。
文章最後引用一位騎手的感慨：
“The point is not that it’s exhausting. There’s just no other way.”
「問題不在於這份工作有多累，而是在於根本沒有其他路可以走。」
讀到這句話時，我忽然理解了《經濟學人》為何將這篇文章命名為〈最快的疲憊〉。
真正令人疲憊的，或許不是每天騎行數十公里，也不是長達十多個小時的工作時間。
而是一個人明明知道自己正在原地踏步，卻仍然不得不繼續向前奔跑。
外賣騎手的故事，其實不只是中國的故事。
在亞洲許多城市，包括香港、台北、新加坡甚至東京，我們都能看到平台經濟創造的新型勞動者。他們擁有彈性工作時間，卻未必擁有穩定收入；他們享有自由接單的權利，卻缺乏真正的保障。
科技讓服務變得更方便，但並不一定讓勞動變得更有尊嚴。
《經濟學人》這篇文章最值得深思的地方在於，它提醒我們不要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平台企業。當一個社會愈來愈多人把外賣配送當成最後選項時，問題往往已經超越產業本身，而是整個經濟結構與就業市場發出的警訊。
真正需要被解決的，不是配送速度，而是社會向上流動的速度。
因為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讓數千萬人只能靠不斷奔跑來維持生活，更不應該讓「沒有其他選擇」成為一代勞動者共同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