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療癒成為奢侈品：中國精神健康困局背後的社會代價
精神健康問題往往被視為個人的情緒困擾，但當焦慮、抑鬱及其他精神障礙在整個社會持續增加，它便不再只是個人能否「想開一點」的問題，而是經濟結構、公共醫療、社會文化及資源分配共同造成的結果。收入2026年8月15日一期、並於8月13日在網上刊出的《經濟學人》分析報道，以一句直接而沉重的標題概括中國當前的處境：“In China, treatment for mental-health problems is a luxury.” 中文可譯作：「在中國，精神健康問題的治療是一種奢侈。」
文章開首提到，一位33歲的心理輔導員小姚，其客戶主要是20至40歲的女性，當中約有一半不敢讓父母知道自己每次花費500元人民幣接受輔導。上一代人往往把精神困擾理解為一時不開心，甚至會反問：「這不就是不開心嗎？是不是你想得太多？」這種反應表面上是兩代人對情緒的理解不同，背後卻反映出精神健康在許多家庭之中仍然缺乏一套能夠被接受的語言。
在高度競爭而且經歷急速經濟與社會轉型的環境中，不少人的生活看似擁有更多選擇，心理上卻承受著更複雜的壓力。教育競爭、就業不穩、房地產危機、收入預期下降、婚姻與家庭關係改變，以及社會流動減慢，都可能轉化為難以言說的焦慮。當一個社會長期鼓勵人們忍耐、奮鬥和自我克服，承認自己需要協助，便很容易被誤解為軟弱或失敗。
《經濟學人》引述刊載於醫學期刊《刺針》的研究指出，2023年中國估計有約1.91億宗精神障礙個案，相當於每七名中國人便有一人受到影響。這個數字較1990年增加46%；即使把人口增加及老化因素計算在內，經年齡標準化後的患病率仍然上升了14.6%。由於部分地區的原始數據及診斷資料不足，這些估算甚至可能低估了問題的實際規模。
從個別疾病來看，焦慮症及抑鬱症的患者人數最多，2023年的估算分別約為5,870萬及5,960萬人；飲食失調的個案雖然約為200萬，但過去三十多年的增長速度卻是各類精神障礙之中最快。這些數字說明，精神健康問題並不只發生在極少數被診斷為重症的人身上，它早已進入日常生活，並以失眠、厭食、恐慌、注意力困難、情緒低落或失去生活動力等不同形式出現。
新冠疫情成為公眾態度轉變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封控、隔離和生活不確定性令抑鬱及焦慮問題上升，也使更多人第一次認真面對自己和身邊人的精神困擾。當人們不能前往輔導室，心理服務便迅速轉移到網上，輔導平台、自助課程及心理健康應用程式因而快速發展。中國政府提供的免費心理支援熱線，在2025年接獲超過70萬次求助，而2026年上半年已接獲約90萬次來電，這既反映公眾求助意識提高，也顯示潛在需求遠遠超出原有服務的承受能力。
然而，「願意求助」並不等於「能夠得到治療」。另一項2021年刊載於《刺針》的研究顯示，在1,007名被調查的抑鬱症患者當中，只有9.5%曾經接受治療，而獲得充分治療的比例更只有0.5%。換句話說，社會對精神健康的認識雖然正在改善，但醫療與輔導體系的供應仍然非常有限，大部分有需要的人可能從未進入正式的支援系統，即使進入了，也未必能夠持續接受足夠的治療。
中國政府計劃在2030年前建立覆蓋全國的心理支援及危機介入系統，包括在學校設置輔導室、確保每個縣至少有一家醫院提供精神科服務，以及培訓更多精神健康專業人員。這些方向值得肯定，因為精神健康服務不能只集中於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不能只依賴少數大型醫院。可是，建立輔導室相對容易，能否提供足夠而且合格的專業人員，以及能否形成可信任、可負擔和可持續的服務，才是真正困難的部分。
目前中國每人口所分配到的心理治療師數量，仍遠低於許多西方國家。即使上海精神衛生中心等專業人員相對集中的大型機構，也難以應付持續上升的需求，因此需要增加小組治療等服務。其他地區的心理輔導市場則較為混亂，缺乏統一的執業資格標準，欺詐、誤導及專業失當的報道時有出現。部分網上平台開始提高輔導員的培訓與經驗要求，專業組織亦嘗試推廣倫理守則，但整體監管仍然追不上產業發展的速度。
值得留意的是，政府對精神健康問題的關注，也包含維持社會穩定的考慮。在一些嚴重暴力事件及公共安全事故發生後，官方加強監察被歸類為「四無五失」的人士，包括缺乏配偶、子女、工作或資產，以及遭遇投資失敗、生活挫折、關係衝突、情緒失衡或精神障礙的人。這種政策或許有助於及早識別危機，但如果精神健康被過度納入維穩及監控的框架，便可能令需要協助的人更加害怕留下紀錄，甚至把所有精神病患者錯誤地視為潛在威脅。
真正有效的精神健康政策，應該以照顧、預防與治療為核心，而不是只在問題可能影響公共秩序時才受到重視。絕大部分精神病患者並不具暴力傾向，他們更常面對的是社會排斥、就業歧視、家庭不理解，以及無法負擔治療費用。如果政策把精神困擾與危險人物簡單連結，不僅無法消除問題，反而會加深污名，使更多人選擇隱藏病情。
負擔能力可能是整個制度中最難解決的一環。《經濟學人》指出：“Many of those who need care most are least able to pay for it.” 中文可譯作：「許多最需要照顧的人，往往也是最沒有能力支付費用的人。」精神健康治療需要時間，也很少能在一兩次會面後立即見效，但最受經濟壓力困擾的人，往往在失業、減薪或家庭收入下降後，首先削減的正是心理輔導支出。
這種矛盾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經濟困難增加精神壓力，精神狀況惡化又會影響工作、學習及人際關係，但需要長期支援的人卻最難負擔治療。地方政府在房地產危機及財政收入下降的情況下，也未必有足夠資源投放於精神健康服務。結果，心理治療逐漸成為中產階層可以購買的自我照顧服務，而不是每一名有需要的人都能獲得的基本公共保障。
社會觀念的轉變同樣需要時間。在中國社會，「神經病」至今仍然是一句常見的侮辱性用語，顯示精神疾病經常被當作人格缺陷，而非需要理解和治療的健康問題。年輕一代正在逐步打破這些偏見，有些人甚至把心理輔導形容為另一種「輔導課」，就像學生遇到困難科目時尋找老師協助一樣。這個比喻雖然未必完整，卻有助於把求助正常化，讓人們明白接受輔導並不代表失去理智，而是願意認識和整理自己的處境。
不過，當心理輔導被包裝成一種快速改善人生的消費產品，另一種誤解也會隨之出現。部分人期望接受一兩次輔導便可以立即康復，或者以為只要找到某種情緒技巧，便能解決由失業、債務、工時過長及家庭壓力造成的困境。心理治療可以協助個人理解自己和建立應對能力，卻不能代替合理的勞動保障、可負擔的醫療制度，以及一個讓人保有尊嚴和希望的社會環境。
精神健康問題提醒我們，經濟發展不能只用生產總值、消費或投資衡量。一個社會即使擁有更先進的城市、更便利的科技和更多商品，如果大量居民長期處於焦慮、孤獨與無力感之中，這種增長仍然付出了不容易被統計數字看見的代價。心理健康既是醫療問題，也是衡量社會能否讓人安心生活的重要指標。
中國要改善精神健康服務，除了增加精神科醫生、心理治療師及基層輔導人員，也需要建立統一的專業資格和投訴機制，把更多具有實證基礎的治療納入醫療保障，並加強學校、社區及職場的早期支援。政府亦應把求助者視為需要照顧的公民，而不是首先以風險管理的角度加以分類。只有當服務變得可靠、保密並且可以負擔，人們才有可能在危機出現之前主動求助。
真正文明的社會，不是要求每一個人永遠保持堅強，而是讓人即使在脆弱的時候，也不會因為貧窮而失去接受照顧的資格。當心理治療仍然主要由較富裕的人負擔得起，它便不只揭示醫療資源不足，也揭示了誰的痛苦比較容易被看見，誰又只能繼續沉默。精神健康不應是一件奢侈品，而應當成為公共健康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