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留學不再是一門划算的投資：中國下一代與世界的距離正在拉遠
中國家長一直很重視子女教育，但這種重視往往不只來自對知識的追求，也包含非常現實的投資計算。花多少學費、入讀哪一所學校、畢業後可以找到甚麼工作，以及這張文憑能否令子女跨越原有的社會階層，從來都是家庭作出升學決定時的重要考慮。
海外留學之所以在過去二十多年迅速普及，正是因為不少中國家庭相信，花費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元，可以換來一張更有價值的文憑、除了一份更理想的工作，以及一條通往世界的道路，但重要的是可以帶來實質的回報，更高的薪酬及職位。
然而，當這項投資的計算逐漸不再成立，中國家庭的選擇也開始改變。
海外學費愈來愈昂貴，簽證和地緣政治風險不斷增加，海歸在中國的薪酬優勢卻明顯收窄，本地頂尖大學的認受性也有所提高。
家長不再相信「只要出國就會升值」，於是選擇留學的人數下降，完成學業後回國的人數則持續增加。
表面看來，這只是教育市場的一次理性調整；但如果從更長遠的角度看，中國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一項教育消費，而是下一代親身接觸世界、理解不同制度及建立跨國關係的機會。
家庭停止一項回報不佳的投資，本來無可厚非；可是，當數以十萬計的年輕人不再走出去，中國與世界之間原本由留學生維繫的日常聯繫，也會隨之變得薄弱。
2026年8月8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以 “Why ever fewer young Chinese study abroad”（「為甚麼愈來愈少中國年輕人出國留學」）為題，分析這場正在發生的轉變。報道的副題是 “Those who do are more likely to return home afterwards”（「即使選擇出國，畢業後回國的可能性也愈來愈高」）。這兩句話合在一起，正好說明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人才流動正在同時收縮：出國的人減少，留下來的人也減少。
留學曾經是一項回報豐厚的家庭投資
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出口、外資和跨國商業迅速增長，海外留學人數也隨之上升。最早走出去的學生，多數是成績優秀或家庭條件較好的少數人；部分畢業生留在海外的大學、研究機構和跨國企業，另一些人則把專業知識、管理經驗和國際網絡帶回中國，在高速增長的經濟中取得優厚職位。
那個年代的「海歸」之所以矜貴，是因為他們足夠稀少。海外學歷不只代表學術資格，也象徵語言能力、國際經驗和與世界接軌的身份。當中國企業需要學習國際管理、金融市場和科技研發時，這些人才確實擁有本地畢業生難以取代的優勢，因此家庭投入海外教育，也比較容易取得實際回報。
後來中國家庭收入上升，留學逐漸從少數精英的道路，變成中產家庭普遍考慮的教育選擇。許多家長相信，即使子女未能考進清華、北大等頂尖院校，也可以透過海外大學取得另一張進入理想職業的門票。留學因此被包裝成一項可以改變人生的投資，只要家庭願意先承擔高昂成本，子女回國後便有機會以更高收入和更好身份回報父母。
問題是，任何投資的回報都建立在稀缺性之上。當出國留學的人數愈來愈多，海外文憑也由稀缺資產變成普遍資格，原有的薪酬及身份溢價自然開始下降。這不是海外教育突然失去價值，而是單憑「外國畢業」四個字，已經不足以證明一個人的能力。
當成本不斷上升，薪酬回報卻愈來愈薄
《經濟學人》指出，2019年約有70萬名中國年輕人到海外升學，但到2025年已下降至約57萬人，是2016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疫情曾經阻礙跨境流動，其後的貿易衝突、科技限制和地緣政治緊張，則令留學風險進一步上升。然而，對大多數家庭來說，最直接的問題仍然是投資成本已經變得太高。
報道引述新東方的調查指出，2026年海外留學的平均成本達60.5萬元人民幣，約合8.96萬美元，較2023年上升接近五分之一。對於經歷經濟放緩、樓市低迷和收入預期下降的中國中產家庭而言，這筆開支可能代表多年積蓄，甚至需要動用父母的退休資金。
可是，海歸回國後的平均起薪只有約每月12,800元人民幣，本地畢業生則約為10,700元，兩者每月只相差約2,100元。假如一個家庭為海外教育額外投入數十萬元，單靠這點薪酬差距，需要很長時間才有可能收回成本，而且還未計算資金的時間價值及學生在海外生活期間失去的收入。
《經濟學人》報道提到，一名年輕女子表示，父母花了超過200萬元送她出國，回國後找到的工作月薪卻只有4,000元。她感嘆，若靠這份收入重新儲起父母投入的金額，恐怕需要一百年。這可能是一個極端例子，卻準確反映不少家庭的挫折：他們購買的不是單純的教育，而是一個關於階層上升的承諾，可是畢業後才發現，市場從未保證兌現這個承諾。
因此，今天中國家庭減少留學，並不一定是因為變得封閉，也不完全是民族自信提高，而是因為投資回報已經難以令人信服。當本地大學畢業生與海歸的薪酬差距縮小，家長自然會問，為甚麼仍要花費幾十倍的學費？
海歸愈來愈多，海外文憑愈來愈普通
2025年，完成海外學業後回到中國的人數，相當於當年出國留學生的94%，創下歷史新高。
2015年至2025年間，共有約520萬名海歸返回中國。人才願意回國，當然可以被理解為中國發展機會增加，但如此龐大的回流人數，也使海外學歷失去昔日的稀缺性。
部分海歸回國後未能找到與學歷相稱的工作，有些甚至只能從事外送或其他零工。這並不一定代表他們沒有能力，而是中國青年就業市場本來已經十分擁擠。本地畢業生更熟悉國內的實習制度、招聘考試和職場文化，在某些專業上接受的訓練時間也可能更長，僱主沒有理由再因為一張海外文憑而自動給予優待。
企業也開始質疑部分海外課程的實際質素。
某些碩士課程年期較短，收生要求不算嚴格，學生可能只在海外生活一年，便取得過去被視為精英象徵的資格。當市場逐漸了解不同院校和課程之間的差異，「海歸」便不再是一個足以概括能力的標籤。
更值得警惕的是，海外背景有時甚至可能由加分項變成被懷疑的因素。部分地方政府增加海歸投考公務員的限制，一些企業認為本地畢業生更加「服從」，沒有受到西方自由思想影響。
報道更提到，2024年一家電子企業的負責人聲稱不聘請海歸，理由是他們可能是間諜。這種說法雖然極端，卻反映中國社會對海外經驗的態度，已由羨慕逐漸混入政治上的戒心。
家庭作出理性選擇，國家卻可能承受長遠代價
站在個別家庭的立場，不再把所有積蓄押在一張回報不明的海外文憑上，完全是理性的決定。
如果子女可以用每年數千元人民幣入讀中國的優質公立大學，家長自然會重新考慮是否值得支付數十萬元海外學費。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國際排名中上升，部分「985」和「211」院校在科學、工程和應用研究方面，也已經超越不少名氣普通的外國大學。
中國學生即使仍然選擇出國，也愈來愈重視性價比。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中國學生人數下降，香港、日本和澳洲則有所增加。香港由於大學排名不俗、距離內地較近，成為不少家庭的熱門選擇；馬來西亞等成本較低的目的地，也因部分學位只需約10萬元人民幣而受到關注。
這些選擇都符合投資邏輯，但問題恰恰在於，教育不能完全用短期投資回報衡量。海外留學真正重要的部分，往往不是一張文憑，而是年輕人第一次離開熟悉的社會，學習與不同文化、價值觀和制度背景的人共同生活。這種經驗未必可以立即變成薪酬，卻會影響一個人往後如何理解世界、處理差異和作出判斷。
當中國家庭發現留學不再「划算」，首先被刪減的正是這些無法用起薪量化的價值。學生可能仍然取得良好的本地教育，卻少了一次親身理解外部世界的機會。當數以十萬計的年輕人同時作出相同選擇，中國下一代與世界的距離便可能逐漸拉遠。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不能只靠外交官、貿易數據和政治聲明維繫。留學生在課室、宿舍、實驗室和職場中與不同背景的人交往，建立的往往是最具體、最日常的人際聯繫。
他們未必可以改變國際政治，卻能讓外國社會看見真實而多元的中國年輕人，也讓中國學生親身理解其他社會並不像宣傳敘事所描述的那麼簡單。（當然，這個不是北京最高層所樂意見到的。）
過去中國逐步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海歸帶回的不只是技術和學位，也包括對國際規則、企業管理、科研制度和外國市場的理解。
現時中共中央政治局21名成員當中，有8人曾經出國留學；不少中國企業進入海外市場時，也依靠具有國際經驗的人才處理文化、制度和商業差異。
如果未來走出去的人愈來愈少，西方會失去接觸中國人才的機會，中國也會失去一批真正理解外部世界的人。當兩邊社會缺少親身交往，彼此的認識便更容易被政治宣傳、社交媒體情緒和刻板印象取代。留學人數下降因此不只是一個教育市場現象，也是中國與世界逐漸疏離的其中一個訊號。
西方大學失去學費，中國失去的可能更多
中國留學生減少，已經令部分英國大學承受財政壓力。在2024至2025學年，英國羅素大學集團24所頂尖大學的國際學生中，中國學生佔超過五分之二。不少大學曾為吸引中國學生而擴充碩士課程、增聘教職員及興建設施，並向國際學生收取遠高於本地學生的學費。
《經濟學人》把這種依賴形容為 “illusion of financial stability”（「財政穩定的幻象」）。當中國學生人數下降，部分大學開始關閉課程、裁減職位或要求員工自願離職。這也提醒西方大學，如果國際教育最終只被當成出售學位的生意，其品牌價值遲早會被自身的商業模式削弱。
不過，西方大學失去的主要是學費和人才，中國失去的則可能是下一代與世界保持接觸的能力。前者可以透過調整課程和財政模式處理，後者一旦形成長期趨勢，卻可能影響中國未來的創新、國際化和社會視野。
留學的投資回報下降，不等於它的真正價值消失
中國家長以投資角度衡量子女留學，並沒有甚麼不合理。對普通家庭而言，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元不是抽象數字，而是多年工作積累的財富。當海外文憑不能帶來明顯的就業優勢，選擇不出國，當然是一種務實而負責任的決定。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過去中國社會把留學的價值過度集中在文憑、薪酬和身份之上，忽略了教育本來還包含認識世界的能力。當文憑溢價消失，人們便以為整段海外經驗也失去了價值；但能夠在不同社會生活、與不同背景的人交流，以及親身比較制度和文化，從來不是一張本地文憑可以完全取代的。
因此，今天真正結束的並不是留學，而是「只要出國就會升值」的神話。中國家庭重新計算成本，是合理的市場選擇；可是，當所有人都只從短期投資回報出發，中國下一代可能會變得更熟悉/熱衷於本國的競爭，卻更陌生於外面的世界。
一張海外文憑或許不再值數十萬元，但一代人與世界保持接觸的能力，卻很難用未來薪酬計算。當留學這門投資不再成立，中國家庭首先節省的是金錢；中國長遠失去的，可能是理解世界、參與世界，以及讓世界理解自己的機會。